“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的确立，则从具体政策层面体现新定位的精神实质。这一新定位看似是对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已然进行的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的重新整合，实则意义深远。其一，美方不仅开始以“战略对话”代替此前一直惯用的“高层对话”，而且由国务卿希拉里亲自出马对话戴秉国国务委员，不仅结束了双方对“战略对话”各说各话的局面，而且提升了对话的层级，更加体现出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其二，将两个机制整合并进行重新包装，体现了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和新时期的新特点。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等，既属战略经济对话范畴，也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带有战略对话的性质，将两个机制进行整合，将更有效地协商和处理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其三，更重要的是，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戴秉国、王岐山与希拉里、盖特纳共同主持“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中美特有的“2+2”机制，不仅凸显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宣告中美新型合作模式，即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希望通过战略的与经济的对话，实现深度沟通、深化合作共赢、推进关系发展。这既不同于美日“2+2”(两国国防与外交负责人对话)那种军事安全色彩浓厚、带有部分冷战色彩的对话机制，也有别于历史上美苏之间的安全对话机制，体现出一种历史性创新。这正是中美关系实现长期战略稳定所必需的。
新定位与新机制的迅速确立，既是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相互需求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也是因为中美关系经历30年正常化发展已然累积更厚实的基础。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两个月，胡、奥两次通话，希拉里国务卿和杨洁篪外长成功实现互访，胡奥又实现首次会晤，凡此显示中美关系开局良好。
然而，历史也反覆证明，中美关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今后也绝非一片坦途。就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中美关系、战略界热议“两国集团”论的同时，美国国会连续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上出手，五角大楼借所谓的舰艇摩擦事件炒作，一些反华利益集团也开始在经贸、汇率等问题上重新集结。而围绕国际金融秩序、海洋权益等领域的博弈也将更加鲜明。双方虽已明确定位和机制，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果，则有赖彼此继续把握当前的良好态势，更加解放思想和积极作为。毕竟，后兴大国与现有超级大国之和平共处历史上鲜有先例，而不同社会制度之和谐共生也绝非易事。中美关系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历史新篇，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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