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状”一词，作为一种关于现存生活状态全貌的总体抽象，内涵两个维度的状态呈现：“事实维度”与“法理维度”。前者构成主体之具体生活与生存事实所在，构成“日常的生活”，具有鲜活性、现实性；后者构成主体在社会中所互相建构的、作为抽象的法律、法理等状态，构成“抽象的生活”，具备抽象性、高位性。对于前者，即使就两岸尚未迈入政治谈判、台湾尚未提出自身要求之前提下，大陆的保证是“台湾现行的生活方式一律不变”。就“事实维度”而言这是一种“维持事实维度现状”的承诺，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即现实的、鲜活的生活状态维持不变。
就“法理维度”而言，它关乎“抽象的生活”，主要指涉“中华民国”及其延伸的一系列符号或象征体系，在两岸政治谈判中，可能带来两岸“法理现状”的共同调整，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消融于指代“中国”的新符号。法理维度上，“统一”这一方式会带来“抽象的生活”之改变，特别是符号或象征系统之改变。台湾人应当认真思考，自身对于统一后的法理改变，究竟是“统一无损者”，还是“统一受损者”，以此作出理性的判断与取舍。但可以明晰的是，台湾现存意义符号下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将成为最大的“统一受损者”，因为其将不复有汲取这一意义象征系统之政治利益的功能。对于最大“统一受损者”的政治利益，民众当明晰其操弄民粹的立场前提所在，更当审视其是否可能真正负起可能到来之战争的责任。选民当理性思考统一问题，并明确“统一无损者”与“统一受损者”的实际区隔。依照“自身之本位”确立观点与立场之基点所在：“抽象的生活”、“符号的生活”毕竟是高于生活的。区分法理维度的“统一受损者”与“统一无损者”，与事实维度的“统一利得”或“统一受损”与否，是台湾社会走出统一议题之“他者化遮蔽”的理性解放，诉诸理性而非预设，去真正审视统一命题。
三、可支点化的现状
关于“现状”一词，也亟待澄清，也可以引为“和平”的支点所在。这个词谓所标识的对于当下局势的理解，呈现来自不同的“言说”对于这一“事实状态”的理解，并附加于其中不同的“意义”所在。“政治”是关于“意义”的议程，该议程的核心是“决策”及其衍生之脉络，但诠释与理解“决策”的认知框架来自“意义”，同一个“事实状态”，当运作以不同的“意义”之理解与诠释时，所导出的“决策”是殊异的，甚至可能导出牵系战争之“决策”来。
对于海峡两岸当下构成同一客观之“事实状态”，不同的“言说”对于这一“事实状态”的理解，附加了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不同主体的“合法性叙事”，并导出不同的互动主体之“决策”。而这些“决策”与“和平”的相关关系不同，有些决策是“和平建设性”的，而有些决策却是“和平解构性”的，唯有在相关前者的“言说”中，具备支撑长久和平的“支点”意义。
当下国、共、民三方各有不同的“言说”以理解与诠释“现状”：国民党之“言说”在于“一中两区”：即“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共产党之“言说”在于“一个中国原则”：即“一中三段论”、“两岸同属一中”。民进党之“言说”在于“互不隶属”：即“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从“和平相关性”来看，前两者是“和平建设性”的，而后者是“和平解构性”的。对于“现状”之“言说”的“和平相关性”，在于此一“言说”是否能恰当处理两岸之间的“分”与“合”⑥：两岸当下并未统一，因而可以视作“分”，但两岸需有一联结点以支撑“合”。因为两岸当下也并未分裂，在“分”中维持一个“合”之点，是“和平相关性”之所系，共产党之“一个中国原则”无需多言，国民党之“一中两区”亦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之“一中法理”维持两岸之“合”所在。反之，民进党之“互不隶属说”，将两岸之“分”推衍到了“政治层面”，这是其“和平解构性”之所在。
既然国民党之“一中两区”较之民进党之“互不隶属说”，更助益于“和平建设性”，为何国民党之“言说”在台湾内部仍呈弱势呢？因为任一种两岸现状诠释之“言说”，除了要处理“分”与“合”之关系，亦要处理“虚”与“实”之关系。如果一种“言说”，尤其是政治领域之“言说”，距离权力现实太远，即“虚”过于“实”；则“言说者”本身的“主体性”，即消湮于“虚”中而不成其为“主体性”：国民党之“一中两区”亦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之“一中法理”作为支点，即是于“中国代表权议题”上，以“中华民国政府”诠释“中国”的概念内涵。此论述距离权力现实过于遥远，而呈现“虚化”与“泛化”，由于“中国”在国际场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因而此“言说”在台湾反而不成其为“主体性”，被岛内民意所疏远。
可支点化的现状依赖于“言说”，一个好的两岸场域的“言说”既要处理好“分”与“合”之关系，照顾到“合”，因和平是在其中：唯有不分裂才有和平；亦要处理“虚”与“实”之关系，照顾到“实”，因主体性是在其中：唯有贴近现实才有主体性。
在台湾岛内，好的“言说”不妨以“国家”与“国号”的关系着手，以“国家”之“一个”之维持两岸的“合”之所在，以“国号”之“并存”维持两岸的“实”之所在：即构成“一个中国，两个中华”，以英文表述则是“One China，Two Chinese”,意在一个作为“国家”的“中国”中，存在两个作为“社群”的“中国人群体”，命名为“中华”。由国号的含义，而可延伸至社会、族群、政权等。构成“国家”的“中国”只有一个，两岸并未分裂，这是“合”之所在。试图诠释这一“国家”的“国号”及内涵的“社群”有两个，贴近两岸现实，这是“实”之所在。前者导出的是两岸的和平，后者导出的是台湾的主体性。在这一“言说”下，“现状”可支点化为和平的纽带所系，支撑两岸长久的“和平发展”，并为“台湾民意”所体认。
注释：
①Black, Duncan.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56: P23–34.
②杨开煌.两岸维持现状的三大支柱.海峡评论.2005(177):P12-14.
③姜新立.从乌克兰危机看民进党当局未来.海峡评论.2022(376):P58-62.
④李俊增.傅柯伦理学中自我与他者之关系.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2015(53-1):P109-150.
⑤李林杰.两岸关系定位的新思考：三重定位与两重维度.中国行政评论.2022 (28-2):P103-141.
⑥黄年.大屋顶中国总论5:不能消灭 只能改变对方.联合报.2022:大屋顶下专栏.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2月号，总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