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战略相持是一种确定但不稳定的状态。确定但不稳定，看似是矛盾的说法，但却是中美相持阶段必然呈现出的“奇怪”特征。说其具有确定性，依据之一在于中美竞争必然是长期性的，如果不经历一个长达一两代人时间的经济荣枯周期、政治分合周期和社会治乱周期，恐怕很难看到中美相持阶段完结；依据之二在于这种竞争必然是系统性的，两国各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将纳入战略相持总体布局；依据之三在于它必然是全球性的，即波及全球各个角落、带来深远世界影响。
确定不等于稳定。恰恰相反，正因为上述三个确定性，相持阶段的中美竞争将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相持阶段的中美之争，理论上将是包括合而争之、竞而争之、斗而争之甚至战而争之的宽光谱进程。祇要符合国家利益算计，任何选项都不会被轻易排除。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竞争往往会因为安全困境的存在而形成螺旋升级，一旦进入螺旋升级轨道便极难逆转。这决定了相持阶段的中美关系必然险象环生。同时，由于国家治理方方面面被纳入相持轨道，相当于两国国运系于相持，这使相持成为筹码极高的运筹。哪怕祇是局部的得失成败，都可能引发某一方的心态失衡和行为失常，带来中美关系巨大波动。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中美相持展开的变局背景，情况就更复杂。若是祇有中美两国在动也还好说，关键是百年变局之中处处都在变动。因此，中美相持必然盘根错节、牵一髪动全身，为数众多的第三方因素将使中美关系极难通过双边管控实现战略稳定。
其四，决定相持走向的至少有统筹力、带动力和先进性三大要素。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在相持阶段获得相对优势，这就要求两国必须增强国内统筹力、对外带动力和自身先进性。所谓统筹力，是指一国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和施政能力。为应对相持阶段的复杂局面，必须通过合理安排，确保总体目标的设定现实可行，确保总体目标与资源手段之间相互匹配，确保不同具体目标之间相互协调，确保国内与对外两个大局之间相互促进，确保国家战略实施具有必要的社会共识支撑。这对决策者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所谓带动力，是指一国国内战略实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能力。对中美两国而言，谁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红利，谁就能在相持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所谓先进性，则是指一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更符合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判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战略是否先进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进国民福利、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与统筹力和带动力相比，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的先进性与否，对中美相持走向的影响乃是最根本的。如今，美式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谁更有效，中美两国到底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正成为两国战略界辩论的核心问题。
三、战略相持意味着什么
中美相持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最重大事件，必然在中国发展状态、美国实力地位、大国关系模式、国际力量格局及现代国际秩序方面带来极为深刻的战略影响。
其一，中美战略相持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十分煎熬但有利于成长的关键发展阶段。过去百余年来，美国在国内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阶段后开始对外扩张、参与列强混战，幷与苏联展开长达半个世纪的争霸角逐，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储备了大量的国际斗争工具。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奉行接触与防范幷重、反恐怖与防大国幷重的原则，为遏制中俄等大国崛起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广泛的战略预置。过去几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工具箱里的科技脱钩、金融制裁、地缘围堵、舆论抹黑、规则约束、外交孤立等手段陆续付诸实施，给中国带来巨大战略压力。可以想见，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对华全方位遏压很可能进一步升级拓展。这对于长期坚持与人为善、奉行合作共赢、在如何扩大合作方面思考较多而在如何与人争斗方面思考较少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后将“强起来”作为战略目标，与强者过招乃是实现强起来的重要手段之一。竞争性的外部环境以及对自身不足的清醒认知，将有助于中国自我进化。进入与美相持阶段的中国，表面看逆风逆水，实则有时势加持和相当称手的陪练。
其二，中美战略相持意味着美国进入了持续衰落却又心有不甘的霸权后期阶段。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坐享单极时刻，霸权地位无可撼动，其他国家无论大小亲疏均不得不负重忍辱避其锋芒，任由美国恣意妄为；至本世纪初美国遭受“9·11”恐袭后怒而兴师，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致国力损耗，舆论讨伐之声四起，其霸权信誉开始遭疑；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社会分化、政治极化以及经济虚假繁荣暴露于世，霸权国家内部不稳的现象备受关注。到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美国公然将中国视为“等量齐观的对手”，誓言与实力和地位均不如己的中国展开“激烈竞争”，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是否仍将自己视为全球霸权。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不自信与不自重，是美国霸权持续衰落的最新和最有力证明。相持阶段的美国试图用“中国威胁”凝聚战略共识，以对华竞争增进国家转型动力，但其战略的统筹力终将受制于三权分立的制度缺陷；惯于祸水外引、对他国巧取豪夺的对外战略也根本谈不上对国际社会有什么带动力；特别是美国内耗不止的政治制度、名实不符的价值理念和损人利己的发展战略已没有任何先进性而言，根本不可能赢得相持。中美战略相持，既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里程碑，又是其霸权衰落的加速器。
其三，中美战略相持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中日热战和美苏冷战的国际博弈新模式。战略相持概念最初源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对中日关系阶段性特征的描述。中日之间的战略相持，主要呈现于军事领域，是典型的零和竞争，对中国而言是介于“防御”和“反攻”的过渡阶段，是既不会“亡国”也难以“速胜”的僵持状态。美苏之间的战略相持，主要体现为两大平行体系的对抗，美苏两国之间的地缘边界和国家利益边界都是泾渭分明的。与中日相持相比，中美相持期间即便不排除爆发军事冲突，但可以肯定军事冲突不会是两国关系的常态和主态，而是一个宽光谱的混合进程；与美苏相持相比，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两国之间恐怕也很难出现互不兼容的势力范围，对国家利益和胜负输赢的界定将比以往更加困难。换言之，相持阶段中美关系的最根本特性是复杂性，相持博弈的最主要特点是复杂博弈。这反映出21世纪大国关系模式与20世纪及以前大国关系模式的深刻差异。
其四，中美战略相持意味着多极化国际格局更趋成型。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从美苏争霸转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是一超独霸，中国是“多强”之一。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跃居“多强”之首，俄罗斯国力亦快速恢复，此时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虽然未有根本改变，但多极化格局已呈快速发展之势。过去十余年来，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等后发大国关系持续恶化，与传统西方盟友关系持续疏远，美国的综合实力优势已无法转化为对大国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威慑力和吸引力，美国通过自我加冕获得的“世界领导”地位越来越难以获得其他强国的心理认可和实质性支持。特别是经过特朗普执政四年折腾消耗，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成色与身价大大降低，即便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宣称“美国回归”，仍不免招来一片质疑。美国进而宣称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更是相当于自我放弃了无出其右的一超独霸地位，间接确认了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加之美俄之间互不相让的战略竞争和欧洲公开寻求战略自主，其他主要力量复杂分化组合，我们可以说，在冷战结束30年后，多极化国际格局终于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轮廓。
其五，中美战略相持意味着现代国际秩序的新旧更替。由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特殊性质，中美关系从来就不仅是两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承载着很多东西。长期以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差异、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差异，都在中美关系之中有充分呈现。特别是，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背后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国家形态、世界经济形态、世界政治形态之间的深刻对比和激烈冲撞。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始终遵循先进取代落后的严格逻辑，更加先进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形态，总是在既有体系中成长壮大，在长期博弈中彰显优势幷最终占据主导，从而推动世界历史不断进步。中美进入战略相持，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世界秩序愿景，将在深度磨合和长期博弈中实现优胜劣汰和新旧更替。
四、理解中国的相持战略
认定中美进入相持阶段，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断。这不仅因为相持本身就带有相互之意，由此带来中国对美国的视角之变(平视)和方针之变(对等)；而且由于相持内在蕴含的针锋相对和长期竞争，它必然带来中国在战略布局的深刻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对中美战略相持的认定，既会牵动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更将牵动中国对外战略乃至国家大战略的调整。可以说，中国的相持战略便是第二个百年期间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大战略的代名词。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中国相持战略做系统阐述，仅从三个角度谈些粗浅理解。
一是对战略相持的管理。针对相持初期存在的形势认知不通透、对美关系不稳定和主客观各方面均不适应的状况，应尽量避免和尽快消除自我矮化、消极回避和一厢情愿心态，实事求是地对中美战略相持予以确认，名正言顺地对战略相持进行管理，力争尽早形成基本战略共识和总体战略稳定。事实上，尽管学术讨论仍在继续，中国现阶段采取的许多举措已构成对中美相持的管理。例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免中美激烈博弈冲击国家大局稳定；对美国对华图谋和霸凌行径予以公开揭批，以营造主流对美认知和有利舆论氛围：本着存异求同原则继续坚持与美方展开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对话，以尽可能降低战略误判和战略意外。在对话中，一方面晓之以理，深入阐释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展示中方诚意，幷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具体举措；另一方面也直陈利害，对美方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列出整改清单，对美方一意孤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予以郑重警告；同时，中方还有意识地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及相关大国的沟通协作，以确保地缘热点可控和全球战略稳定，等等。鉴于对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和大战略中的突出重要性，所有这些看似与对美战略幷不直接关联的举措，实则均不同程度服务于对中美相持初期的积极管理。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些，“管理”甚至应成为一个长期观念；中国应在包括威慑、警告、消耗、吸引、分化、合作和合纵等不同“药材”但不同时期配比不同的“药方”支持下，将“管理”贯穿于中美相持的各领域全过程。
二是对相持的利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中日相持“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对现阶段中国而言，中美战略相持也应发挥类似的“枢纽”功能，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过程中发挥催化剂和加速器作用。中国应尽可能将与美相持的压力转化为自身进化的动力，力争夯实基础、补足短板、拓展空间、提升层次，着眼民族复兴加快构建“强起来”阶段的战略布局。例如：可利用相持阶段美国对中国科技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持续打压封锁，在延揽尖端人才、鼓励创新变革方面下大功夫，决意实现关键领域的自立自强与变道超车，打造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基础设施；可利用相持阶段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挤压约束，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过程中谋求更高的发展质量、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可利用对美相持过程中对更高统筹能力的要求，确立更先进的治理理念，建立更高效的治理体系，增强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和内外大局协调性，幷加快决策体系与执行机制的改革优化，确保更有力应对相持阶段可能出现的意外和极端情况：对相持阶段美国的各种军事挑衅和地缘围堵，需要坚决予以反制突破，顺势提升安全塑造能力，拓展地缘安全布局，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积累条件，幷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奠定基础；针对美国的舆论抹黑和意识形态攻势，亦可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持续强化对外传播能力，积极参与重大国际辩论，在解决挨骂问题的同时确立与强起来阶段相适应的国际信誉。
三是对相持的超越。要赢得对美相持，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现阶段，关于伟大斗争的必然性和艰巨性，不少人都已意识到了。接下来的任务，是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伟大斗争所具有的“许多新的历史特点”。这些“新的历史特点”，或许在于它不是你死我活、泾渭分明的零和博弈，而是深度纠缠条件下的复杂博弈；不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重演，而是一个后发大国对自身正当权益争而取之的过程；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斗争的延续，而可能意味着一个更新的世界形态即将破茧而出。关于这些新的历史特点到底是什么，还需中国战略界深入思考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些新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战略思维。与中日相持不同的是，中美渡过相持阶段之后幷不必然是中国对美国的反攻，中国的思维境界和战略格局不可局限于此。中国应纵观历史、放眼全球，在人类社会演进的整体时空方位中确定与美相持的价值和意义。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时势加持、已不可逆转，必然越挫越勇、愈压愈强，道路曲折艰险但前景注定光明。既然如此，中国就应在管理好和利用好中美相持的同时超越中美相持，想一些事关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的东西——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唯一可行路径。判断中国最终赢得战略相持的根本依据，绝不在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也不在于中国综合实力大幅领先，而在于中国能否胸怀天下、知重负重、顺天应人、破旧立新，以自身发展进步带动世界共同发展进步，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示范引领，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清醒的历史自觉推进全球新一轮思想启蒙与阵线联合，携手各国共同开创21世纪更加先进的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秩序。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