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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会见港澳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 |
中评社╱题：“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评习近平总书记港澳发展新思路讲话 作者：田飞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会见港澳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对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可持续性作出了高度肯定及具有战略性的未来规划。这表明，新时代“一国两制”有了更加明确的国家理性自觉，有了通过国家战略及港澳实践推动“两制”向“一国”回溯性建构与认同的基本共识。这意味着“一国两制”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杠杆的作用将继续得到发挥，与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继续保持同步调。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国两制”观念与实践，对港澳社会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港澳社会聚焦思考如何在国家发展的新周期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持续做出独特贡献，完成“一国两制”在其初期发展中未能充分完成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历史中，“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国际化之开放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活力的前沿性和杠杆性部分。港澳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试验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双赢发展”。2018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会见港澳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对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可持续性作出了高度肯定及具有战略性的未来规划。
“一国两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这一杠杆作用如何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持续做出贡献，与习近平之新时代主题产生新的互动与共赢，是对中央管治与香港自治的持续性提问和考验。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未来展望中明确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港澳发展新思路“四大目标”：第一，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第二，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三，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第四，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这意味着“一国两制”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杠杆的作用将继续得到发挥，与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继续保持同步调。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国两制”观念与实践，对港澳社会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港澳社会聚焦思考如何在国家发展的新周期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持续做出独特贡献，完成“一国两制”在其初期发展中未能充分完成的历史使命。
一、初期改革与第一杠杆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一国两制”的第一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港澳资本构成内地现代化与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境外资本来源，爱国爱港及爱国爱澳力量的内地投资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初期动力；其二，香港为内地企业的上市融资与规范化治理提供技术平台与制度示范，促进了内地企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其三，香港的管理制度，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对内地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及体系化起到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其四，香港的民主化与民主治理经验，包括选举、普选政改、公民抗命之理解与应对以及关于本土主义的系统治理，对内地政治现代化的知识储备与经验锤炼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试验田和样本区；其五，港澳在内地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段内充当了国家看世界的“眼镜”，通过这样的国际化平台，国家对世界的理解与交往得到持续性的深化。
这些杠杆性作用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及精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独特”、“重大”、“不可替代”，这些定论性词汇，折射出中央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正面理解与认同，同时也包含着对港澳助成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之“地方性贡献”的积极评价与持续性期待。既然港澳曾经做得那么好，既然国家在“一国两制”下与港澳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及国际化事业的合作经验如此举世瞩目，那么我们就绝无不将“一国两制”事业坚持下去的理由。“五十年不变”不是具体制度的僵化不变，而是国家与港澳之互动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制度杠杆结构不变。
习总书记对港澳在改革开放中独特作用的理解与认知，充分回应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一国两制”在国家宪制决策上是高度理性化的，不是简单民族主义的产物，不是主权国家宪制原理的套用，也不是对英谈判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央从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长远战略出发做出的自主性政治决断。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奉行“一边倒”的社会主义阵营策略，对内采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彼时的港澳尽管也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一定作用，但若实际回归不仅港澳繁荣稳定难以保持，而且港澳对国家的独特贡献也将缺乏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前对港澳的政策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追求即刻回归，而是在两边制度及发展取向存在重大差异的条件下维持“殖民”现状，留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加以解决。改革开放则为港澳回归及“一国两制”的制度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与国际体系调整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发展的新主题，对欧美主流市场体系的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新策略。港澳尽管与国家制度存在分别，但是在国家决定性启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已经具备了回归及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1980年代，中英及中葡相继谈判完成，港澳回归进入历史倒计时，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将“一国两制”予以具体法制化。
港澳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从“殖民现状”转向全方位的“一国两制”特区。“一国两制”用于满足双重宪制目标：其一，从主权国家层面解决港澳回归问题，以和平方式处理“殖民”遗产；其二，回归后的港澳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及提升国际化地位与优势，转型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及杠杆支点。如此，则“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得以成熟定型：国家对港澳的非常规授权与港澳对国家之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这一理性在改革开放40年间得到了充分释放。在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之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国两制的具体法制化，而没有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就缺乏杠杆支点与方向感。改革开放40年中的“一国两制”，成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的华丽篇章，也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智慧的凝练及升华。
二、以国家为中心：四点希望的国家政策背景
“一国两制”在宪制逻辑上是一个精巧的联动结构，有其内在的动力运行机制和本质目的，其具体演变和发展的一条主线即为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的结构取向。2012年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主场时代的到来，亦随着香港内部复杂的历史矛盾与社会冲突藉助“占中”、“港独”激进形式的总爆发，“一国两制”出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观念与制度转型。促成这一转型及新共识达成的是三份标志性文件：其一，2014年“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白皮书；其二，2017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习近平讲话；其三，2017年十九大报告“一国两制”专章。在这些关键性的中央政策文件中，“一国两制”之发展聚焦到了两个核心策略之上：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前者是国家法治对香港本地法治的监督、改造和升级，将香港治理严格纳入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将香港法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是“两制”趋向“一国”的结构性整合策略，既用于解决香港人心回归及国民认同问题，又战略性动员香港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参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和建设。在此战略性调整之下，深圳河不再是“一国两制”严格的制度界河，而是“两制”回溯“一国”的软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则成为港澳和内地融合发展的新概念，是新时代意义上负担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新全球化制度创新任务扩大版的“试验田”。
习总书记此次会见港澳访问团的讲话尤其是最为关键的“四点希望”应当放在“一国两制”历史性变迁的时代背景及中央具体推进策略下加以理解。习总书记讲话实质上赋予“一国两制”以新改革“第一杠杆”作用，这是对港澳既往改革杠杆作用的本质理解与新时代设计。“四点希望”恰恰体现了习总书记和中央对此轮新改革内涵与港澳独特作用的特定化理解，是“以国家为中心”之一国两制观的进一步具体展开，是“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进一步确认、巩固和释放。
“四点希望”在结构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国际层次，第一点“国家全面开放”和第四点“国际人文交流”构成港澳“再全球化”的基本路径，这是对港澳传统国际地位、优势及在新时代继续巩固发展的明确规划；其次是国内层次，第二点“国家发展大局”和第三点“国家治理实践”构成港澳“两制”回溯融入“一国”体系的基本路径，这既是对“一国两制”完整内涵和初衷初心的确认，也是对回归二十年来具体政策执行上过度偏向“两制”、“井水不犯河水”式隔离放任主义的积极反思与检讨。总书记讲话坚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加以规划，符合“一国两制”的宪制原理及制度辩证法，为港澳在新时代的大发展及国家与港澳更紧密的改革互动提供了战略方向感及具体操作路径。更进一步，此次对港澳新角色的设定，亦显着超出了既往较为纯粹的经济现代化层面，而深刻触及了制度现代化与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更高层次。“一国两制”不仅要在改革40年周期中有力助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还应当在未来的第二期发展中有力助成国家的制度现代化和文化软实力的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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