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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做好了“破”与“立”的功夫，香港“由治及兴”才能真正实现。（中评社林艳 摄） |
中评社╱题：“破”与“立”: 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 作者：王平（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
【摘要】香港回归25周年，在“由乱及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中央着手对“由治及兴”的关键领域如政府用人制度、宏观经济政策、利益固化藩篱进行“破”与“立”的方向性指导。这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香港从过往侧重于宏观国策的原则宣示，到对关键领域进行具体的方向性指导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香港“由治及兴”将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及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时，发表了《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定出了方向、强调了原则、给出了指引。对国策的坚定性、定位的重要性、原则的必要性、斗争的严酷性都给予了阐述，并对“一国”与“两制”、“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进行了辩证解析。
而历史地对照新中国对香港政策与策略的发展变化，习主席来港重要讲话对香港特区最为直接的指导意义在于：在香港“由乱及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指导特区政府如何推动“由治及兴”；这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香港从过往侧重于宏观国策的原则宣示，到对关键领域进行具体的方向性指导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香港“由治及兴”将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我们仔细咀嚼习主席此次在香港的重要讲话，可以发现，在政府用人制度、宏观经济政策、利益固化藩篱等三个方面，重点提出了“破”的问题；而“立”的问题，则尊重“高度自治”的原则，由特区政府主导推动。
一、政府用人制度的“破”与“立”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
特区政府目前沿用的基本是港英时代的用人制度、培训安排包括一些享用的福利。港英政府时代的用人制度虽然在殖民时代对大量外派来港的殖民官员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变化了的中国、变化了的香港的时候，“破”是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原有的行政管治系统不能长期泥古不化，更不能抱残守缺，要与时俱进。
就是说，如果不“破”目前的公务员招聘的制度，很难达到成规模地让“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的要求；而如果不能够“破”目前公务员体系的权力架构，不能让各问责司局长在承担责任的同时，确实拥有与之相配的关键权力如人事权与财政权；就很容易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怠政状态。
更何况，港英政府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展开，或者说港英政府是在临近撤退的时候才迅速加大对本地公务员的培养与任用，不仅不可避免参杂带有政治目的的安排，匆忙之间也难以将长期听命于殖民官员的华人公务员迅速培养成为富有决策经验的管治精英。“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就是说，特区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用人制度包括招聘、培训、福利的“破”与“立”，这对真正落实爱国者治港，极为关键。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与“立”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
香港自回归以来基本上继续秉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港英政府财政司夏鼎基制定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虽然夏定基也曾经强调“积极不干预”并不是“放任主义”，并曾经表示“即使在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大前提下，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干预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经济稳定”。但是回归二十五年没有追随世界发展的潮流，未能积极推动、坚定执着地培育新的经济支柱，即使提出某些计划也都以“画大饼”的方式不了了之，其实与“放任主义”无异，比如数码港、中药港。早在2009年的《施政报告》中已经提出六大优势产业“文化及创意、教育、私营医疗、检测认证、环保工业以及创新科技产业”等，将对香港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并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但是，十年过去，乏善可陈，基本上属于口头表态上的“积极”，务实操作上的“消极”。
多届特区政府的官员都强调科技制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摩托罗拉2002年关闭在大埔的工厂，香港基本失去了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距离高端制造的距离越来越远。以目前香港的人均收入和人才储备，既没有足量的吃苦耐劳的优秀产业工人回头重新夯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又缺乏足够的技术与人才储备参与对创新要求日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力。回归以来未能培育新的经济支柱，与经济官员长期坚持将“积极不干预”政策奉为圭臬有很大关系，且这个很容易被理解为“放任主义”的政策更为“理所当然地不作为”创造了理论支持。
如果说夏鼎基针对当时的经济环境提出“积极不干预”在当年是一种有价值的创意，但是在经历全球化浪潮甚至逆全球化操作的今天，如果不“破”这种“消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香港经济发展将会继续蹉跎。
习主席在《讲话》中表明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导特区政府需要“破”以往由“积极不干预”政策衍生的“不作为”；这也就意味着，特区政府必须发挥主动性“有所作为”，在宏观经济指导、产业政策扶持等方面为培植新的经济支柱或者说经济增长点而努力。就是说，对香港经济政策的“破”与“立”，特区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改进。
三、利益固化藩篱的“破”与“立”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要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香港虽然多年来被推崇为“高度自由的市场”，但是也正因为沿袭殖民时代的政策与利益倾斜，多年来已经形成大量行业垄断、固化利益，包括地产利益集团、医疗利益集团、特殊群体福利等利用港英政府时代的政策倾斜固化的利益格局，也就是“固化利益藩篱”。这不仅造成了市场良性竞争的严重缺失，更是大大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不公。比如香港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全球第一，但是香港的医务界一方面高喊人手不足，一方面却坚决拒绝内地专业人才，甚至对无偿援助香港的内地义务人员的专业资格进行刁难。很明显他们不是从病患者的需求着想，而是为了维护小圈子利益。又如当全港被疫情笼罩、大量感染者进不去医院的时候，香港卫生署不是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而是非常“尽忠职守”地忙于搜查，意图销毁得不到医院救治的百万感染者进行自我救助的最后一根稻草“连花清瘟胶囊”。多少港人都在问：危急百万港人生命的严重疫情为什么不能唤醒“医者仁心”的良知？谁应该对这种行为负责？
有些利益团体为了自己的“小圈子”利益根本无视公众利益。例如香港医务界在引进境外医生的资格问题上，有关人士刻意强调英文教学对医生资格的“关键”作用，却忘记回答两个更为“关键”的问题：第一，医生治病救人靠的是医术，还是靠英文？或者说能说英文口语就意味着医术高深？第二，从需求看，港人患者是以说中文的为主还是以英文为主？绝大多数患者是否需要英文讲解病情？香港的国际化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将英文作为专业资格认定的“第一要件”，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从患者的角度考虑，就不会说出这种无视患者需求的无理辩解。还有，同样同质的煤气炉，在内地的售价不到一千元，但是香港相关公司通过排他性的“专业”垄断如贴标，就可以瞬间将价格提升到约三千元，直接加重大量香港民众的生活负担。而在香港，各种通过“合法”的规定排斥竞争、维系垄断的行业很多。但是保持一定的专业水平原本就是行业服务的基本资格，把基本资格变成了排他性的行业垄断，就蚕食了民众的利益。
很明显，“利益固化藩篱”导致人才引进的阻碍和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对香港社会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高度自保”而长期拖延实现“全民退保”，就无法达致“老有所养”的社会公平，也无法实现习主席说的港人盼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的发展目标。而香港社会如果不能“破”除这种“利益藩篱”，就不能形成向上流动的竞争格局，不仅会失去发展活力，更会造成社会的积怨与焦虑，也就谈不上“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因此，“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是必须的，如何“立”，则是未来特区政府的努力方向。
四、从原则宣示到关键领域指导的重大转变
习主席在《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三个“破”的方向，要求“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但是如何实现“立”，则留给特区政府设计与落实。这种“破”与“立”的关系是非常精妙的，既彰显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也尊重了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这种宏观指导与具体落实的关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
将上述变化放在新中国对港政策的历史中看，特别是放在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开始谈判、后过渡期的博弈以及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全面落实与受到的外力干扰的历史中来看，中央对香港已经明显从过往侧重于宏观国策的原则宣示，实现了对关键领域进行具体的方向性指导的重大转变。这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转变，对香港特区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确实从回归前后没有足够的信心管理好一个在经济、法律、市场发育等方面远在内地之上的香港，因此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港人治港”维持长期繁荣稳定，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有足够的自信与能力为曾经缺乏爱国爱港者参与治理、没有能力兴建新的经济支柱、社会矛盾日益堆积的香港，在关键领域做出具体的方向性指导与规划。客观地说，这是在“一国两制”前二十五年全方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而进行的务实发展，既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权力与义务，也是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补充与完善。
五、优秀管治人才需要国家层面的悉心培养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相信中央总结回归二十五来的经验教训，也应该体认到，指望纯粹的在地化培养与西方培训，是很难迅速培养出大批富有大局观、能够自动平衡国家与特区的利益、富有能力、爱国爱港的优秀管治人才的。成批量的优秀管治人才，需要国家层面的悉心培养，逐步磨练出能够兼顾全局与管治局部的综合能力。而在这样的人才批量形成之前，当年英国政府对港英政府的全面而直接的指导，不失为一个值得参考的经验，也对应了港英时代培养的公务员长于执行、短于决策的特征。而总结回归二十五年的经验，香港社会确实需要一个对中华文化再认知的过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至少需要一个中西文化的平衡特别是对等。
习主席在港重要讲话要求“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这个“破难而进”，既表示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殷切期望，也展示了中央对“执行政府”非常明确的支持态度。不破则不立，要想真正实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全体市民营建更公平的社会，就必须针对港英殖民体制遗留的积弊，做“破”与“立”的工作。而只有做好了“破”与“立”的功夫，香港的“由治及兴”才能真正实现。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8月号，总第29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