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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镇远和平村外景 |
中评社北京4月6日电（作者 汪毅夫）台胞谢大姐的父亲是老革命、抗战将领。近日，谢大姐随旅游团到了贵州。她在观景台上拍了弯弯曲曲的抗战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兴冲冲地发给我。我告诉她，贵州镇远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战遗址。于是，她请假离团两天，又兴冲冲地到镇远去也。没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图一）。我为参观、参会，曾三次到古城镇远。为了让谢大姐少些遗憾，老弟我应该当一回讲解员，向谢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贵州镇远和平村的若干情况。
和平村是抗战时期“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称，和平村随战事几经迁移，最后定址于贵州镇远。让我从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员康大川（图二）讲起。康大川（1915—2004），原名康天顺，台湾苗粟人。1938年3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奔赴祖国参加抗战，转战于桂北、湘北前线。1942年6月22日，经由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商议决定，康大川奉派到贵州镇远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员，参与开展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将“和平村的最大多数俘虏”从战争罪犯转化为反战人士。多年后，从和平村释放遣返的日本战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让他们翻译、阅读和抄写《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群众》等书、报、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和平村收容的战俘里也有台籍日本兵，他们很快觉醒并参加了反战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创办的《台湾先锋》第6期发表台籍日本兵林婉仲的“和平村通讯”，题目是《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文中说：“祖国当局宽大为怀的爱护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到以前的行为而战栗”。
作为学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给和平村管理机构一本《日本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香港，光大出版有限有司2006年2月版），这本日人菊池一隆编写、厦门大学朱家骏教授译审的书里，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还就布展工作谈了意见，其中包括：作为俘虏收容所，和平村的医务室是必不可缺的，应予复原。史料里也有关于和平村医务室的记载，如林婉仲《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所记：“卫生组：内设医务室、医药丰畗的药室，村员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医官诊察配药”。据我所知，和平村的“医官”是由驻地在贵州贵筑（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驻的，1941年6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到访和平村时，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派医疗队陈队长、蒋医师以及各位队员驻在村里” 。陈队长的姓名是陈生白，蒋医师即蒋昂，驻村医疗队先后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182区队、第1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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