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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识”的达成为“汪辜会谈”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
中评社╱题：“汪辜会谈”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再考察及其启示意义——纪念“汪辜会谈”30周年 作者：严安林（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樊雨晴（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从国民党败退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经历了“隔海对骂”和“单方喊话”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允许台胞到大陆探亲，两岸民间交往实现零的突破。为解决两岸交往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海协会和海基会因此成立，双方在达成“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举行“汪辜会谈”。“汪辜会谈”是由两岸授权，集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特点为一体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的首次会谈，以“半官方”性质搭建对话协商的机制性管道，为两岸政治关系缓和奠定基础，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迈出关键性第一步。会谈的成功举行体现出“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务实协商”、“互惠互赢”的交往原则，展示出中国人在处理两岸关系中“行稳致远”的政治智慧。考察“汪辜会谈”产生背景、历史地位及作用，对于借鉴宝贵经验、正确处理两岸关系具有深远而重要意义。
引言
谈及197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汪辜会谈”作为两岸之间交流与对话开启的关键第一步，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2023年4月，时值“汪辜会谈”30周年之际，重新考察“汪辜会谈”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与历史启示，对于推进两岸交流与对话，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借鉴作用不小，启示意义巨大。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与探讨“汪辜会谈”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会谈得以开展的两岸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海峡两岸各自因素，结合“汪辜会谈”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出坚持两岸双方共同政治基础——“九二共识”的重要意义，“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发挥中国人政治智慧以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等历史启示。
一、“汪辜会谈”历史背景的再考察
“汪辜会谈”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汪辜会谈”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国际、两岸与大陆、台湾各自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因素。
（一）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得到包括台湾民众在内两岸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是“汪辜会谈”得以举行的重要政策因素。“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和平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也是两岸民众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上是怀有诚意的。①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就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一国两制”的雏形就在1960年5月由毛主席、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之中。②虽然没有得到台湾方面明确回应，但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友好态度和善意得到初步展现。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向台湾同胞致以亲切问候和祝贺，提出考虑现实情况，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各界人士意见。而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热烈盼望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为尽快改变两岸民间往来断绝的情况，大陆方面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四流”，即通航、通邮、通商以及进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打破了两岸长达38年隔阂状态，为两岸经商、求学、交往提供契机，两岸民间接触由此出现转折。
事实证明，两岸的接触是必然的。虽然台当局大体上仍然推行蒋经国“三不”政策，但以老兵探亲为突破口、以“华航货机事件”为契机，“三不”政策开始松动。随着两岸交流增多，为处理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两岸成立代表公权力机构的民间组织开展交往成为必然。
（二）台湾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为台湾“出口导向经济”提供了大陆这个巨大市场。这是“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经济背景。在“农业培植工业”、“进口替代工业”等政策下，以“美援”作为外部因素，奠定了台湾“出口扩张”的经济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倾向明显，贸易保护主义之风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台湾面临挑战和压力。寻找新的市场以实现稳定出口，保证台湾经济较少受到区域化和保护主义的影响成为台当局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大陆改革开放后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庞大的市场吸引世界各国来华投资，开拓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商业版图。为了争取更多利益，藉助两岸地缘和语言文化优势，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寻找更大市场，台资企业投资大陆，两岸经贸关系就此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与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同，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1987年台湾同胞被允许到大陆探亲，经贸往来愈加频繁。正是这持续升温的经贸关系成为“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重要经济因素。
（三）“九二共识”的达成为“汪辜会谈”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政治条件。“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汪辜会谈”。早在1990年，为解决两岸人员往来产生具体问题，台湾当局在各方压力下，成立海基会，接受台湾当局委托，与大陆方面协商处理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同时，大陆方面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在1991年成立相应机构——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以推动海峡两岸交往。相互对口的海协会与海基会，在经过数次工作性商谈后，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求同存异，达成一致意见，于1992年正式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③。正是“九二共识”的达成，顺利解决了海协会与海基会交流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从而为两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台湾当局推动谋求“对等政治实体”的策略。这也是“汪辜会谈”能够实现的政策考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以美国为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愈演愈烈。为了压制和制裁中国，美国加强与台湾当局关系，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西方国家也开始提升与台湾当局关系，让台湾当局误以为有欧美国家支持，自己可以在两岸关系中取得主动权。
从台湾内部政治局势发展看，80-90年代的台湾面临着严重的“法统”危机。国民党当局“法统”危机来自于固化的政权机构和党外势力的快速崛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全面改选“国会”、开展“宪政”改革等要求，既是全岛上下的民意表现，也是台湾当局为避免政局失控的唯一选择。“宪政”改革的前提是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④。藉助两岸对话、建立“对等政治实体”，实质上就是谋求“台湾独立”，幷且想要获得大陆承认，在国际社会确立“两岸对等分治”的印象。为此，李登辉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之为大陆当局或中国当局”⑤。正是基于岛内外形势，以谋求台湾“独立”、稳定台湾政局为隐性目的的策略，成为“汪辜会谈”中台湾当局配合对话的重要政策性考量。
二、“汪辜一小步，两岸关系一大步”
“汪辜会谈”在两岸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指出：“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⑥
（一）“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破冰”的开始，打破1949年以来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之间首次进行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会谈。⑦自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蒋介石时期的“隔海对骂”、蒋经国时期大陆“单方喊话”，到李登辉上台时期的两岸“各说各话”。⑧从形势上看，两岸关系是在朝着缓和趋势发展，但正式的权威性的沟通和对话，还是始于“汪辜会谈”，藉此机会两岸实现“同席对话”，自此，两岸之间交流、对话、会晤日益频繁，幷由民间拓展到官方、由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因此，“汪辜会谈”让两岸关系真正开始“破冰”，开启两岸非官方和平对话的先河，堪称两岸政治交往第一个里程碑。1998年10月在上海举行“汪辜会晤”，这是台湾授权民间机构负责人第一次登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辜振甫一行。这是两岸政治交往第二个里程碑。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与胡锦涛“胡连会”，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5年重庆谈判以后第一次会晤，达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点共同愿景。这是两岸政治交往第三个里程碑。2015年11月新加坡“习马会”，实现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会面。是为两岸政治交往第四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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