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实施策略的启示 作者：苏乔拓（上海），上海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不应仅体现在名称上的沿用，更需要在历史中寻找可供当今藉鉴的经验。古代丝绸之路通过节点式的贸易网络联结，胡人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作用，其成功离不开沿途多国的长期开拓。目前“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涉及国家范围过广，外国力量相对薄弱，过分依赖中国政府投入等问题。作者建议吸取古代丝绸之路经验，短期内集中力量打造样板区域，引导民间力量担当商贸主力，培植亲中力量稳定当地环境。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一、引言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已回荡两千余年。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商贸运输、友好交往、文化传播，成为了中国和沿途各国人民重要的历史记忆。作为当代中国提出的顶层国家倡议，“一带一路”沿用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便反映出中国人对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美好愿景，也同样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原则、模式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大藉鉴意义。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被“旧瓶装新酒”机械地成为当今的名词活用。它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从中学习。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推进，问题开始相应显现。一方面需要根据现实问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应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对当今“一带一路”实施策略中有益的部分，这既是“一带一路”名称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具有现实性的考量。尽管两千多年的岁月流逝，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政权、民族已发生更替，但目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沿线各国的气候、地理、宗教、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仍有可比较的价值。
二、古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经验
(一)节点式的贸易网络
古代丝绸之路幷不是有一条从长安直达罗马的康庄大道。即便在今天，从河西走廊到亚平宁半岛，沿途人迹罕至的高山、荒漠仍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很大挑战，更毋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了。同时沿途政权多变，又有盗贼横行。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也恰恰是因为在恶劣的条件下，古人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将中原与广袤的西域连接了起来。尤其是在出敦煌以西的新疆段，星星点点的绿洲外尽是荒漠戈壁，又有天山、帕米尔高原等天险阻挡。也因此，丝绸之路在新疆分出了北、中、南三条线路，根据地理条件延伸，同时也在不断变化，通达至亚欧大陆的各地区。〔1〕
这种在各绿洲间进行穿梭的贸易，使得古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不可能执行长距离点对点式的贸易活动。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发了欧洲人对富饶的中国的向往。然而有关于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访过中国，在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争议。〔2〕即便是在张骞出使西域近一千五百年后的马可波罗，是否从意大利旅行至中国都尚无定论，可见走完丝绸之路全程之困难，对于携带辎重的商队来说更是几无可能。故此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呈现的是一种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单个商队所进行的通常是相邻节点间的贸易。货物从生产地由一支商队贸易至一个集散的中转节点，再从这个中转节点前往下一个节点，最终到达其消费地。〔3〕无数的贸易路线最终织构成了丝绸之路完整的贸易网络。
节点式的贸易网络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即使更远端的贸易对象的消费能力更强，相邻的贸易节点间贸易的密度和数量仍然会更高。这与当今国际贸易情况有很大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国别进行计算，2019年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前五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与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416亿美元、3150亿美元、2845亿美元、1849亿美元和1695亿美元。〔4〕五个中祇有两个属于中国的海上邻国，陆上邻国则无一进入前五。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金银币十分多样，其中萨珊波斯银币的出土数量是拜占庭金币的三百多倍。〔5〕拜占庭帝国延绵千年，而萨珊王朝国祚相较之下祇有四百余年。尽管出土金银币的数量幷不完全代表贸易量的相应水平，但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仍可以推断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距离较近的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会更加密切。
(二)胡人的主导性作用
胡人是中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胡人的称谓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指代对象各有不同。秦汉时期的“胡”通常特指匈奴一族，“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 。隋唐时期又逐渐缩小到粟特人。〔6〕本文所说的胡人表示通称意味，特别强调在古代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粟特人。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对中国多年的实地考察后提出的概念，他在1882年的《中国》第二卷中进行了相应论述。海内外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多认同中国在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实际的商贸活动中，中原汉族幷不是丝绸之路上的绝对主角，胡人则占据了多数。以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兴胡”或“商胡”。〔7〕
胡商中最为知名的群体是粟特人。粟特是一个中亚古国和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在今撒马尔罕附近。粟特土地肥沃，地处欧亚交通枢纽，使得其商业繁荣。早在张骞到访此地时就说此地人巧于商业。〔8〕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案例中可见一斑：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组于阗语文书详细记载了一次进贡之旅，沿途的买卖双方加起来一共48人，其中粟特人有41人。〔9〕
胡人的民族构成复杂。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多样，政权更迭频仍，必然需要熟悉各地情况的各民族人氏参与到商贸之中。在缺乏国际规制的古代，以经贸而非军事为目的的商队便必须与途经各国的当局交好，使得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参与到了丝绸之路的商贸之中。粟特人虽然是商贸聚落中的主力，但他们在进行贸易时则仍然要组建多民族的商队。有学者分析认为仅在史君墓商队中就同时存在粟特人、嚈哒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兴替的民族会继承性地发展丝路上的贸易，“如匈奴、月氏、乌孙、粟特、鲜卑、嚈哒、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先后参与了丝路贸易, 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0〕
胡人除了在商贸中占据主导作用，还对中西间文化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常常有僧侣同行。商人需要僧侣在苦难的商路上提供精神慰藉，僧侣需要商人的物质支持。在此背景下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都从中获益广泛传播。〔11〕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也影响深远，回鹘文是由粟特字派生而来，其变型进一步成为蒙文字体和满文字体的基础。粟特字和回鹘字常被用于书写古突厥语。〔12〕盛唐时期古代丝绸之路繁荣达到鼎盛，大量胡人聚居于中国西北尤其是长安。以商贸兴盛的胡人多聚居于长安东、西市，此外也环绕祆祠呈辐射分布。其数量可占长安上百万人口中的2%。〔13〕聚居的胡人既使得长安胡风日盛，同时胡人也在不断汉化，且速度较之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胡人汉化速度更快。〔14〕隋唐时期的胡人不仅在民间如鱼得水，还在中国出将入仕，进入了禁军和宫廷系统。〔15〕可见胡人沿丝绸之路对中国影响之甚。
(三)多国政府的长期开拓
“丝绸之路”以“路”命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固定路线。超远距离的路线开拓，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仅靠商队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达成的。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绵延千年，与多国政府长期的、持续性的开拓密不可分。
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通常指代西汉至隋唐中原与西域间西安-河西走廊-中亚的贸易路线，广义的则将历史上由中国出发，连接沟通至非洲欧洲的商贸通道总体统称为丝绸之路。有学者从广义的理解出发，将丝绸之路的滥觞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商贸活动，将希腊城邦和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贸易斗争视为丝绸之路的雏形。〔16〕当然学界更普遍的意见通常认为公元前139年张骞凿空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发端。无论何者，都不难发现政府在丝绸之路开拓中的重要作用。张骞出使西域首要的是政治目的。匈奴击败月氏后对中原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到武帝时期双方已是剑拔弩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便是为了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但未能成功。在成功击退匈奴后，第二次出使的经贸需求才得以提升。〔17〕
在成功凿空之后，古代丝绸之路的维护和新路线开拓在中国多个王朝都得到重视。张骞在两次从西北方向出使西域后，又奉汉武帝之命打通西南的“蜀身毒道”，尝试开拓丝绸之路的西南线，未能成功。至东汉中央势力到达滇西得以与缅甸、印度直接交往。唐代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西域都护府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管理西域的军政事务。“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西方交流一直得以维持。”〔18〕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幷不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唯一支持的政府力量。历史上的诸多大国如罗马帝国、贵霜王朝、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等，都曾大力在其势力范围内修筑道路驿站、推动宗教文化传播、繁荣商贸经济，客观上都帮助了古代丝绸之路不断焕发生机。中亚的一些城邦如“西域三十六国”很大程度上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而兴，互相的连接关系更加紧密。〔19〕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3处代表性遗迹中中国境内有22处。这既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20〕联合申报获批的形式，也可以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多元共生在当今的映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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