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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美国介入历次台湾“大选”的相关背景资料 |
4、2008年“大选”
2008年3月22日的“大选”，是台湾历史上第四次“大选”。这次“大选”的整体形势一直比较明朗：一是中美关系仍然运行在平稳的轨道上，美方甚至有人提出“中美国”（Chimerica）和“两国集团”（Group 2）的积极倡议，意在进一步加强中美合作；二是陈水扁执政八年间，美台关系因陈水扁的“不听招呼”而磕磕绊绊，布什总统多次表达对他的反感；三是陈水扁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不久，其家族和执政团队的贪腐大案很快曝光，连民进党内的许多人都对他忍无可忍，发起大规模的“倒扁”运动，民进党的选情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四是国民党推出了个人形象清新的候选人马英九，他在宣布参选后获得了更多选民的热情支持。因此，在岛内不利于民进党、有利于国民党的大环境下，马英九的选情一路上涨，最后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胜出。而美方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即支持马英九和国民党，批评陈水扁当局。
2008年“大选”前，美国对陈水扁当局挑起的所谓“入联公投”多次明确表达反对态度。自2007年8月底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门资深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先后针对陈水扁当局执意推动“入联公投”发表措词严厉的讲话。⑩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于2007年12月10日专程赴台，表达布什当局对此前陈水扁扬言可能在台湾“戒严”的严重关切。21日，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记者会上郑重告诫台湾当局，美方认为“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毫无必要地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不会给台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⑪在“大选”投票前一天的关键时刻，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Douglas Paul）在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竞选总部参访时，针对谢长廷阵营一直追打的马英九绿卡问题，明确表示：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年内未使用过美国绿卡，就会自动失效。⑫这个权威说法明显是帮马英九解套。笔者认为，美方的这种介入，实际上是在明知大势不可违的情况下，给明显优势者一个“顺水人情”或“锦上添花”，为选后的美台关系铺路。
5、2012年“大选”
2012年1月14日的“大选”，是首次把“总统”和“立法委员”两项重要选举放在同一天举行的“二合一”选举，也是一次势均力敌、选情胶着的选举。由于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内的若干执政失误，也由于当时整个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拖累，导致他无法兑现首次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政见，台湾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在他执政不到三个月之后就开始下滑，到选举即将举行前其声势仍然远不如上次“大选”。虽然在这期间两岸签署了多项交流合作协议，实现了“大三通”（通邮、通航、通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在数量上屡创新高，但岛内也有人指责两岸交流合作“红利分配不均”“图利大财团”“多数民众无感”。⑬2012年的台湾“大选”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举行的，这意味着对执政者的严峻考验。
同一时期，美国奥巴马当局虽然在推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仍寄希望于中国的合作，故该战略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幷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困扰。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多次赞赏马英九当局的稳健政策，对这次台湾“大选”的基本态度就是“支持马，不放心蔡”。蔡英文曾于2011年9月赴美“面试”，尚未离开即被时任白宫国安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以匿名方式对外声称,“她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稳定的两岸关系”，相当于判定她“面试不合格”。2011年12月，奥巴马当局先后派出国际开发署署长和能源部副部长访台，打破11年多来无美国部长级高官访台的记录，以示对马英九的支持。12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专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免签证计划”候选地，被马英九当局称为“台湾‘外交’的极大突破”。由于这项措施在台湾民众中的受益面非常广，实际上相当于为马英九的选情注入一剂强心针。此外，多位与美国行政部门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或受访，表达对马英九的欣赏和对蔡英文的疑虑。⑭最终选举结果显示，虽然马英九的得票率大大低于在2008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但仍比蔡英文多出近80万票。毫无疑问，美方的支持是重要因素之一。
6、2016年“大选”
2016年1月16日的“大选”，是继2008年“大选”后两岸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如果说2008年“大选”的结果让两岸关系在短时间内直接“阴转晴”的话，那么2016年“大选”的结果就是让两岸关系在短时间内“多云转阴”，而“晴转多云”的转折点以2014年“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为标志。⑮ “太阳花学运”的发生，是台湾内部各类矛盾积累发展幷相互激荡后的一次总爆发，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骤然陷入停顿，幷在2016年“大选”后由于民进党再次上台而走向逆转。美国在这次“大选”前后也做出各种举动，试图使自己取得主动地位。
在这次“大选”前的2015年，美方在台当局“驻美代表处”的地位上采取了两项举动：一是当年元旦默许该机构举行1979年以来的首次“升旗”仪式，二是当年2月美国国务院又为该机构的20多台公务车辆换发“外交”车牌。这两项举动实际上提升了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虽然貌似与台湾“大选”无关，但实际上无论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将来可能再次执政的民进党，都能从中“受益”。此外，民进党籍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籍候选人朱立伦分别于当年5月和11月赴美“面试”，美方向两人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规格。如果与2011年蔡英文访美时受到的待遇相比，这次则有明显提升。访问结束后，美方也没有像2011年那样表达出对蔡英文的不信任姿态。这说明，美方可能意识到未来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蔡英文和民进党。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观察点。2015年12月12日是中国收复南海太平岛69周年纪念日，考虑到已被国际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南海仲裁案，马英九原计划于当日前往太平岛出席灯塔码头启用仪式，藉机宣示“主权”，但遭到美方反对，最后祇好放弃。由于蔡英文在南海议题上比较偏向美方的立场，所以美方阻止马英九登岛一事，在客观上对马英九和国民党的信誉有所折损，对蔡英文则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不过总体来看，美方在台湾2016年“大选”中尽量展现中立姿态，幷没有针对特定候选人发表与选举直接相关的评论，所做的许多动作都可以被解释为“对台湾整体有利”，而非“独厚”哪一位候选人。⑯
7、2020年“大选”
2020年1月11日的“大选”，是最近的一次台湾“大选”。执政的民进党曾在2018年11月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当时许多人认为台湾政治钟摆可能会加速“回摆”，国民党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重新夺回执政权。但进入2020年下半年后，由于各种原因，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与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候选人蔡英文之间的选情对比出现极为诡异的现象：虽然韩国瑜在造势场合的人气上远超蔡英文，但在多家民调机构多次发布的民调数据上，蔡英文的支持度总是比韩国瑜高出10%以上。加上韩国瑜在2019年11月底呼吁选民“封杀假民调”，更让许多选情观察者陷入迷茫状态。最后蔡英文以台湾“大选”史上最多的得票数、且高于对手近20%的得票率连任成功。
这次“大选”是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条件下举行的。虽然从1996年到2008年期间的四次“大选”也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氛围中举行的，但当时的台湾社会幷没有像这次“大选”中出现如此明显的“恐中”“反中”情绪。这也导致像韩国瑜这样的外省第二代候选人必须通过与大陆做出明确切割来吸引选票。⑰此外，这次“大选”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因素。
众所周知，特朗普于2017年1月入主白宫后，美方在此前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基础上调整了对华认知，把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自2018年起两国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摩擦与竞争全面展开。虽然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大选”时中美关系也处于紧张态势，但那种紧张幷不复杂，主要是由李登辉访美及冷战余波引起的，与当前这种因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全面紧张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作为美国长期以来牵制中国、且屡试不爽的战略筹码，必然要“善加利用”，而不是任其被边缘化。⑱
与以往介入台湾“大选”不同的是，这次美方幷没有明确表达出倾向某个候选人的姿态，甚至很少提及台湾“大选”，在“大选”前所做的一系列动作也与“大选”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着眼于对美台关系的长远规划而做出的系统性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在这次“大选”结束后仍在进行之中。但这些动作或调整在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提升民进党和蔡英文的信心，也纵容了台湾社会的“恐中”“反中”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民进党和蔡英文赢得“大选”所需要的。这些动作或调整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把美国对台政策法制化。如《台湾旅行法》《2019年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之承诺》《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款、“六项保证”公开化等。法制化意味着规范化和清晰化，也意味着未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将产生更多冲突。
二是美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互动高调化。最近两年美国舰机频繁在台海地区活动，在事前或事后均高调宣示，甚至由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率先宣布。美国海军科研船公开停靠高雄，听任媒体渲染现役军人驻台情况，把年度美台防务工业会议移到台湾召开，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蔡英文“过境”，等等。
三是美国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加大了支持台湾当局的力度。美方一方面通过《台湾旅行法》等法案，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层级，越来越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公然为台湾当局“保驾护航”，要求相关国际组织接纳台湾，或者让台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公开警告那些有意与台湾“断交”幷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力保台湾的“邦交”关系。
因此，在2020年台湾“大选”中，美国虽然在表面上未对选情或候选人作出倾向性评论，但其对台政策的一系列调整确实对执政的民进党和蔡英文更为有利。笔者由此也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不同于之前六次“大选”时美方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作为基本取向之一，在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方有意鼓励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继续执政，使台海地区出现美方可控的紧张或不稳定，充分发挥“台湾牌”在牵制中国大陆方面的战略作用。损害而非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美方在介入这次台湾“大选”时最凸出的特征。
为便于比较，笔者把美国介入台湾历次“大选”的相关背景资料简要整理如下：
（表：美国介入历次台湾“大选”的相关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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