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时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讨论会”上做了一场演讲〈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讲稿的结尾部分感叹：“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在这篇讲稿中，余英时从历史学的角度检视，清末民初以来，在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被“边缘化”。他在结论一节中指出：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他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其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务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
从我这一系列文章的析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余英时以为自己就是那位走出洞外的哲学家！事实上，“五四”以来，大多数“全盘西化派”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不过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际遇和表现方式而已。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派”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中国全力推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台湾后，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评他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评殷海光在台大讲授的“逻辑哲学论”，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宣扬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学术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西方是所有“现代”知识的来源，他们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华，又瞧不起中国文化传统，不知不觉陷入余院士所谓“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中说：余院士是“海外最后一个买办学人”，其实他是“最出色的买办学人”，而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出类拔萃”，在于他能够参与“哈佛帮”，制造“众人敬仰”的“学术典范”，然后再回过头来，“训诲”其华人同侪不可以“双重边缘化”！余院士的这个本事，在龚忠武所写的另一篇文章〈哈佛的激情岁月〉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