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恩说得很清楚，常态科学时期的所谓“检验”，并不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更确切地说，此种“检验”，受检验的是个别的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的理论。常态科学的目标在于解决谜题，而谜题之所以被认为是谜题，是科学家们接受了典范的缘故。所以解不开谜的罪过是由科学家来承担，而不在于理论。龚忠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陷入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表示他已经没办法在“哈佛帮”的“典范”之下，从事“解决谜题”的活动，必须自行承担“解不开谜题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余英时选择的道路正好跟龚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让他瞭解：科学家的认识过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属之科学社群中的认识过程。科学社群中的学者，具有共同的训练与经验；他们是工作者，也是评价者；同时也是同行专业成就的裁决者。科学社群的成员必须通过典范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个“世界”，并找到同一种问题解决方式。由于典范具有统一科学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规科学阶段，它能保证整个科学社群都遵从同一个典范的指导。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向科学社群里的同侪提出的，而不是向社会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余英时在1970-1976年间，以〈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为中心，建构出他的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巩固了“哈佛帮”的“典范”，也使他自己成为“哈佛帮”的一个重要成员。尽管1979年胡秋原已经以两万字的长文指出其论述的严重破绽，但在“哈佛帮”的权威笼罩下，对余院士“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的地位，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四、美国的金融寡头帝国
龚忠武以他和余英时“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揭露出“哈佛帮”如何塑造学术“典范”的真相。余院士号称“史学泰斗”，我们不妨再从美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在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哈佛帮”塑造学术“典范”的重要意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便一直掌握在跨国利益集团的金融巨子手里。英国、法国与德国的中央银行，都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因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成为私营再拆借机构，而不是由政府主控或拥有，譬如：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与前身为普鲁士中央银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1913年，美国成立“联邦储备理事会”（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由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及12家主要城市的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所组成，成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日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率、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并由“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实际管理各种政策工具。
联会成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欧洲金融寡头们一方面为了躲避战时的风险，一方面也是认为机不可失，开始将他们经营的重点转移到新兴的美国，逐步控制美国国家的金融政策。目的是创造一个类似欧洲从前的贵族阶级，长期维系他们新贵族群的利益，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帝国。
金融寡头们投资的另一个重点是军火工业。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庞大的军备工业。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制造农业机具的工厂可以说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改造武器。韩战之后，美国开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永久性军备工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十分瞭解发展军备工业潜藏的危机，可是，它的继任者都很少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congress complex )。美国军火工业的五大公司全部是民营的，他们资助了一群替他们游说的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最重要的任务，说是通过国防预算并发动对外战争，以保障军火商的最大利益。
根据美国人自己的统计，美国从立国两百多年来，参与战争和对外军事行动，多达240次；而且年平均次数越来越频繁。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1990年，美国对外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干预共125次，平均每年2.8次；从“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的1990年到2003年，美国进行40多次海外战争或军事干预，平均每年4次。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几乎是年年都在打仗，有一段时间，还同时打两场以上的战争。
今天美国拥有140万职业军人，在外国领土上拥有1200个军事基地，海外驻军多达31.5万。美国垄断了世界军火市场，武器贸易占全球军火贸易总额的78%。
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卸任后的主要出路之一，是加盟20家国防承包商。时至今日，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格鲁曼和通用动力的负责人，每年平均赚得2000多万美元。洛克希德·马丁一家公司获得的美国军事合同总值超过英国、德国或者日本的全年国防预算。
美国传统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媒体已经大多被金融力量所控制，今天美国许多民众普遍认为不合理的政策都不能改革美国的联邦赤字，国债危机，迫使联储会必须靠无休无止的滥发美元来维持经济的运转。
美国从小布希总统任内，国家债务便年年快速上升（见图）。以2019年的联邦预算为例来说，总预算是4.407兆（万亿），总收入是3.42兆， 赤字是1兆。 扣除社安、医保、国债利息等强制性支出，可支配的支出仅有1.2兆，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预算是8930亿，包括国防部基本预算5760亿、海外军费1740亿，及其他部会内的军事有关预算。
美国今天的联邦债务约22.6兆，是GDP（21.3兆）的1.06倍。美国的实际债务包括聫邦政府承诺的义务开支、医疗保险、社会安全福利、聫邦退休金等等，估计在100兆到211兆之间。 美国政府既无力，更无心偿还这些债务。
金融寡头集团藉着控制美元发行权和分配制度，腐化了原来充满理想的美国，将一个依靠个人努力、勤奋奋斗、创造财富的国家，变成一个贪婪、享受、祇顾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投资发展、 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当前金融寡头集团的主要任务是： 1.取得控制金融和货币发行的权力。 2.藉助金融力量控制美国政界的两党精英。3.透过金钱控制或影响学者、智库和媒体，建立理论基础，主导思想领域的软实力。4. 透过对军队-国防工业的控制，必要时以武力摧毁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
五、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
本文所谓的“哈佛帮”，其实就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之下，为美国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其目的是在执行上述四大任务中的第三项。为了要达成这项任务，哈佛大学又跟其他机构之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并对非西方国家造成深远的影响。余英时的“入帮”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声望和利益，而且可能影响他自己的著书立说，这里先谈前者。
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必须倚靠美国的支撑，才能维持住其国际地位和内部局势。2019年前后，我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三本书，分析台湾的历史处境：《中西文明的夹缝》(2019a)、《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2019b)与《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2019c)。第三本书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五十年的经验，以及二次大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台湾社会普遍存有“崇美媚日”的情结，这种“唯美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态，尤其以知识界最为严重。
许多人一听到“哈佛大学”或其他美国名校的教授，都会“肃然起敬”，不自觉地丧失思辨能力，毫不犹疑地接受他们的论点。〈余英时的论敌〉一文提到，胡秋原(1966)曾经批评殷海光，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这项批评充分反映出台湾学术界“唯美是尚”的心态。
余英时的英文著作不多，他的著作大多是以中文写成。其写作特色是旁征博引，行文流畅，不加细究的话，看起来确实学问十分渊博。他一生“坚决反共”，又有“哈佛大学教授”的金字招牌，这许多优势使他在台、美两地声望鹊起，十分“吃得开”。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门生故旧大多位居要津，众星拱月的结果，不仅让他获得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格奖”(Kluge)；而且为他赢得“唐奖”的巨额奖金。
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辞世之后，曾经替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的联经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学界、知识界、出版界人士，为他出版了四本纪念及访谈文集。由此可见，余英时人脉之广，影响之深。可是，同样在这半年之内，张友骅出版《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叙说他跟国民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卢建荣也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和《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批评他为人处世的双重标准，是台湾最大的“学阀”。
张友骅是台湾著名的媒体名嘴，卢建荣是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过。他们书中所谈余氏跟国民政府与美国情治机构“台面下”的关系，并非我所关心，我也没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对于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却不能轻轻放过。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龚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学，认识余英时，两人经常讨论《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余英时担任他博士资格考的口试委员，并曾经以此相诘。显然余氏十分重视何谓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不论从“尊德性”或“道问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双标”的学者，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吗？
余氏号称“史学泰斗”，他辞世后，大陆学术界一些人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余氏著作对于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我们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帮”的政经体制之下，他跟他的帮派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典范”？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学术是可为“公评”之事，任何人都可能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评论。尤其是像余英时这样的“史学泰斗”，我们更应当用最严厉的尺度，仔细予以检验。因此，在后续的一系列论文里，我将先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然后以我自身的体验，进一步批判哈佛大学英克勒斯的“现代性”研究。
参考资料：
（1）胡秋原(1966)：《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中华杂志》5月号13–23页
（2）余英时(1974)：〈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历史与思想》。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3）黄光国(2019a)：《中西文明的夹缝》。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黄光国(2019b)：《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5）黄光国(2019c)：《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6）龚忠武(2008)：〈哈佛的激情岁月〉。《人文与社会网》，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66
（7）龚忠武 (2021)：〈辛丑元年祭〉。《海峡评论》，369-370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599.html 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635.html。
（8）Thomas 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张友骅(2021)：《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0）卢建荣(2021)：《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1）卢建荣(2021)：《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