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参与乡建乡创的台湾队伍，长期深入乡村，参考台湾的乡建理念与经验，建设成果得到许多居民的认可，甚至成为当地长住的“新村民”，也使村民由此熟悉台湾和台胞。在两岸建筑设计资格证照尚未完全互通采认之下，台湾团队的成员包括专业建筑师、设计师、台师、创业台青等，在实际工作的落地过程必须结合大陆本地规划设计、工程施工、策划运营团队的协助，因而在密切的合作之中同时产生融合发展的效果。
三、台湾经验对乡村有效治理的参照与建议
在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之中，乡村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1.0”阶段所受的关注，相对于产业、生态、文明面向较少；但在“美丽乡村建设2.0”阶段，“治理有效”势必成为创新改革的主要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关键。新冠疫情期间，大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紧急应变的举措从国家层面一路贯穿到最基层，充分展现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组织力和宣传力，使防疫抗疫取得重大的成功。这次严酷的考验，既显现基层治理在面对紧急情况的运作速度、强度与韧性，也同时浮现一些需要改善的短板，对于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成效，提示了努力的方向。
台湾过去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包括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的若干经验，正可提供大陆参考。以下以“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为例，探讨台湾乡建经验对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参照价值，以及可以探索试行的行动建议。
（一）思路渐进化
公共行政的理论派别，有一种分类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与“渐进主义”( Incrementalism)两种基本取向。理性主义主张公共事务要全盘规划、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案，执行时以管理学的“顶格管理”为目标，凡事都要做到“事项最全、标准最高、要求最严、速度最快”。反之，渐进主义则是认为在资源欠缺、信息不足、人的能力有限之下，只能做有限理性的暂时规划，保留随时动态调整的弹性，犹如“婴儿学步”一般，容许试错与“留白”（暂时不做，留着以后再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微幅调整修正，控制每次犯错可容忍的小损失，避免全盘大错的沉重代价。
当前大陆的乡村治理模式比较趋于理性主义的取向，固然有全盘统筹、目标明确、资源集中、程序统一的好处，但若乡村基层的实际资源不足与执行能力欠缺，顶格管理反而容易导致只能应付了事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因此在治理观念上，建议加入渐进主义的思维，参考台湾地方自治的经验，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之下，容许较多由下而上的创意发挥，赋予乡村治理较大的弹性与自主性。在一定风险底线之下，减少一刀切的硬性指标，容许部分自订绩效指标（KPI），局部先行先试，真正落实“一村一策、因地制宜”。考核指标中鼓励探索治理技术、模式、制度的创新与容错，首先在乡村治理中示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工具智能化
乡村通常空间较大、居民分散、天然地形与环境复杂，对于治理信息化、智能化的需求，不亚于城市；“智慧乡村”的建设，应与“智慧城市”同步。在包括5G、物联网的新基建中，乡村也应藉此优化治理工具，并提升人员的信息能力与素养。例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河长制、公厕所长制等等，若能善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就可以节省大量人力与时间、提高精确度。台湾将GIS广泛应用在管线施工、防灾、建筑废弃物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与成果可供大陆参考应用。
乡村治理的信息化目前已有初步成效，应继续朝向进一步智能化发展，例如每当发布新的政务，基层机构经常就配置相应的手机App，对于基层人员固然好用，但是数量积累庞杂之后就成为负担与障碍，减低了信息化即时反应的效果。因此，如何打通各种政务App之间的介面、整合各种政务数据库，也是治理智能化的重要课题。而且，若进一步投入各种数据库的大数据分析，挖掘有效治理的规律与模式，经由智能运算，自动预判、即时警示并及时解决，更能提升乡村治理的“智慧”水平。
（三）资源社会化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不断提高，可是乡村治理固然难免人力与经费有限的现实困难，同时也应避免行政组织自然膨胀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因此应该积极运用社会资源，结合社会治理，降低政府的人力与业务负担，提高财政资金的成本效益。例如，组建村民团队，鼓励实质参与，可以参考台湾某些地方试行的“审议式民主提案”，以一定的预算经费交由村民自主决定使用方式，培养村民自我发现问题的积极性，锻炼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由自觉、自制、自助到自治。
一般乡村不易引进大型开发商或龙头企业；即使引进，也可能遭遇公共利益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调和问题。建议尽量借力社会的志愿者团体、公益组织，引进志工资源、尤其是社工的专业，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此外，当代的社会治理，越来越强调发挥“社会企业”的作用，建议善用“企业社会责任”（CSR）兴起的世界潮流，交流台湾的推广做法，支持鼓励青年下乡或返乡创设“社会企业”，以企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公共服务，也创造新型态的就业机会。
（四）智库体制化
乡村振兴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专家、乡贤、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提供意见与建议，或成立各种研究乡建的单位、机构与团体，一时蔚为风潮。如何充分导入、有效运用，发挥这些智力资源的效益，将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课题。建议将“智库建设”与“乡村建设”进行有机的结合，建立多层次、跨界别、有系统、运作有效有序的专家智库平台，助力乡村建设。智库除了被动接受谘询，更应主动介入乡村建设的策划与评估；智库不仅产出理论性、规范性、预测性的知识成果，也应以乡村建设项目的实践、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作为衡量智库绩效的指标。
建议可参考台湾诸如金门、马祖、澎湖等地的“综合建设总顾问团队”、或各地方“县市”的“景观总顾问”制度、或跨县市的“区域发展合作平台”等等运作经验，促进产官学研的融合，使专家智库成为乡村治理的长期性、经常性的机制，充实乡村建设的长效性智力资源，进而探索成为乡村治理的“内嵌环节”，发挥实质、深入、长远的影响力。
四、乡村振兴与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可期
大陆虽然一直是农业大国，却还不是农业强国。整体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中国崛起，乡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落后，乡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等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根据估算，中国即使基本实现城镇化，仍将有4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未来政策势必继续向乡村地区再倾斜，资金、人才、技术等将进一步加速向乡村地区流动，大陆的乡村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期，这也为两岸合作乡建乡创提供了长期的机会与舞台。
展望未来，在“新基建”铺垫的产业与就业新革命之中，随着线上经济、AI智造、弹性生产、无人驾驶的蓬勃发展，将大幅降低乡村偏远不便的先天劣势。随着收入提高以及对疫情的记忆，特别具有分散、安静、安全、安适优势的乡居，势必越来越成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而且，在新发展格局中，乡村必然也必须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消费力支柱之一，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农业将不再是工业的补充，乡村将不再是城市的附庸或追随者，“未来乡村”必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这是中国的机遇，当然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机遇，可以携手共同为全世界提供“未来乡村”的中国方案。
习总书记说：“我们要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让他们多交流多交心，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闽台合作乡建乡创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提供了机会和舞台，使两岸团队有共享发展机遇的新机会，使乡村振兴成为台湾人才（经验）展现价值的新舞台。这个合作共建共创的过程，可以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心，共同打拼，成为好朋友好伙伴，进而在两岸融合发展之中实现心灵契合！
注释：
①引自人民日报 2022年4月10日报导。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4/10/c_1128546211.htm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9月号，总第3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