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问题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看来，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土耳其的外交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国际上很抢眼，美国也不得不认同土方发挥的调停作用。昝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常有些人把土耳其看成是“另类的国家”，这其实是对这个地区大国还缺少瞭解。他认为，在外交领域，土耳其非常善于把握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最近的这一系列举措不只是“主动”外交，而且也是顺势而为。在土耳其历史上，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因为这种操作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地位和外交处境紧密相关。
“利用俄美矛盾成为土最佳外交战略”
“土耳其外交十分活跃，并谴责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不公正’。”俄罗斯《欧亚日报》6月的一篇文章认为，土耳其现阶段奉行的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是攻击性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加强自身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谈到这一现象，昝涛说，近代奥斯曼帝国其实是西方处理的对象，在西方眼中已算不得是一个平等地位的地区力量，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能“以夷制夷”就不错了，而现在土耳其能把握主动也和多个因素紧密相关。首先是地缘政治地位。土耳其的陆军实力一直是北约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但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冷战结束后，土基本上失去当年两大阵营对峙时期那种作为北约或西方阵营前哨的特殊地位，但这也让这个中东国家释放出其他潜力。加入欧盟是土耳其长期的国策，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以来，土保持着和欧洲的特殊关系。其次是经济发展需要。土耳其融入全球化，越来越需要周边国家的能源和市场，这也导致其外交战略发生重要变化，以前因与西方走得太近而和周边关系比较疏远，而现在，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土耳其强化了同周边国家及俄罗斯的关系。第三是宗教因素，尤其是2001年8月具有温和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发党成立以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发党成立前，土耳其政治家达武特奥卢所着的《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就成为土耳其21世纪外交战略的母本。达武特奥卢曾在2009年出任外长、2014 年担任总理，他被认为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主张“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策略，注重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该国国体改为总统制，达武特奥卢因与埃尔多安理念不合退出正发党，但其外交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力。
曾在达武特奥卢任总理期间担任首席外事顾问的卡伦目前是土耳其外交的“关键先生”之一，他现任总统府发言人兼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卡伦毕业于美国名校，学习的是政治学，且对伊斯兰文明史也有深入研究。卡伦曾在2004至2009年期间创立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主要研究外交领域问题，目前该智库已成为土外交领域的官方智囊团。
土耳其主流媒体《晨报》的专栏作者费拉哈特·皮林齐认为，2016年7月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成为土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该事件之前，土耳其外交战略以保持与欧美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为中心，并依托盟友关系来应对地区问题，但这种做法常令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土耳其试图与欧美盟友步调一致，但欧美为“叙利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武器的做法令土方大为恼火。未遂政变过程中，欧美等传统盟友选择沉默，俄罗斯却伸出援手，这种情况是土耳其政府开始转变外交战略的直接导火索。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土耳其选择继续与欧美国家保持盟友关系，同时也重视发展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关系，作为传统外交战略的平衡与补充。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土耳其不惜与传统盟友唱反调，如拒绝制裁俄罗斯和一度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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