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我们做汇编语言时，机房用的是PDP－11的机器，那个机器是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在1970年左右生产的。后来我到美国工作时，碰到的第一个同事就是设计PDP－11的设计师之一，那时他们使用的PDP－11机器已经是64位的处理器了，而我们国内却还在使用16位处理器的机器。所以当时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尽管在设备上落后，但在理论上，“我们的水平完全能够接近世界其他学校。” 周礼栋进入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有两门“魔鬼”课程，一门是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复杂性分析，另一门是计算机语言理论，这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关键课程。
但在这届来自全球的学生中，周礼栋是唯一一个两门课都拿A的学生。
“短短半个学期，如果基础理论不好，即使再努力，肯定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周礼栋说，他最感恩当时复旦的教授，“为了弥补差距，他们兢兢业业，花了很多心思做教材，特别在计算机理论方面，包括离散数学、数理逻辑，这些都是计算机学科的基础。”
回顾过去20年，周礼栋说，工作后的他经历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阶段”。微软硅谷研究院时期是自我修养的阶段，那时候他学会了如何做研究，“不是发多少论文，而是推动研究的内在激情。”
他曾同计算机领域特别是分布式系统领域做过开创性、奠基性工作的先驱一起工作。而分布式系统可以说是最近十年引领技术革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背后的主要支撑技术。
“博士毕业时，大家都希望成为一个领域的 ‘大拿’或发表论文。到了微软硅谷研究院，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硅谷研究院的一些研究员包括后来拿到图灵奖的两位，他们完全是凭着兴趣来做研究的，而不是抱着发表论文和拿奖的目的，获奖只是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他认为，做研究是一种对“真善美”的长期追求，所以研究者也非常享受研究的过程。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周礼栋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追求一些短期目标去牺牲研究本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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