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全球治理大变局中的金融外交软实力――审视“金融外交”内涵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作者：张屹（北京），法学博士、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货币金融要素推动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反之，以区域经贸合作为引擎的国际组织也助推一国货币影响力，建构其金融外交软实力。资产本身的流动属性可能比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所触及到的领域更为广泛深刻。如果说传统的“赠与型”援助已经与今天的国际格局失调，那么借贷模式或许更能将今天的金融外交软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天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幷非“零基础”，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在对权力有效监管的规制的基础上，也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更有底气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开始发起设立，以发展和完善亚洲金融体系，由此，人民币国际化呈渐进深化和加速发展的态势。而上述实践将从“金融外交”的学理诠释展开。
一、引言
外交学院张历历教授在其专着《外交决策》中，对军事外交、经济外交、城市外交等外延的界定使得传统上对外交活动的认知进行了拓展。对“外交”加以前缀，可以是对外交的方式、手段加以界定，也可以是对外交的内容、要素加以界定。①
华东师范大学蒋华杰教授将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比喻为“革命外交”，也是立足当代国际格局、着眼中国理念的概念化阐述。②
很多学者认为“子概念+外交”的赋值是一种悖论，因为外交权力在中央。然而很多学者忽略了时代背景的演变，今天讲全球治理，治理的主体发生了变革，财政金融政策从中心到外围参与者的衍生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当代全球治理过程的特点。
金融外交是软实力博弈的下一个制高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典型观点认为，中国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 ，制度设计和建构都是传统弱项，传统中国文化更多依靠非正式的道德规范和规则习俗来维持文明系统的运转，而非正式的规则和制度化规范。伴随着当今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学习国际规则，中国开始积累运作国际制度的基本经验。为了满足中国从贸易崛起向金融崛起过渡的国际制度需要，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开始从以往的韬光养晦转变为更加积极进取的发展态势。
中国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高级职员展现金融外交软实力。除份额权改革外 ，中国积极推动金融类国际组织人事权改革。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中国籍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人事权所获重大突破。大量中国籍人士任职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高级别官员有助于引入中国价值观，从而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和外交软实力。③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突破口和抓手亟需转型升级
货币的生产与调控是央行在干的事情，当然有其它的外围机构配合，像商行。譬如货币的流动与配置，就是我们说的投融资，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在促成和参与。④
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是扩大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中稳定金融资产的重要途径。我国集体诉讼制度不完善，一旦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利益损失，投资者无法有效维权。由政府协调获得赔偿作为传统外交途径已经捉襟见肘，在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格局下维护中资企业权益，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者维权制度，幷完善中小企业集体诉讼制度，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的统计，相对于海外成熟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以结构性散户居多，结构性散户在中国对外投资者中的比例占到95%，交易量则超过总交易量的80%。而美国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就开启了“去散户化”进程，壮大了美国以养老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为主的一系列投资主体，使得日益成熟的美国金融市场成为了掷地有声的政治力量，从而也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全球治理获得了重大话语权。
202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文，决定将境内企业向境外投放资金的宏观审慎系数从0.3上调到0.5，使得中资企业在境外放款的空间扩大，有利于中资企业跨境投资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同时也推动跨境资金实现双向流动、均衡流动。
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将造成国际经济格局落差的情况分为三类，一是欠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所致；二是欠发达国家低技术技能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亟需从发达国家获取技术援助）；三是资本差异所致。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把资本理解为金融资本，便可以简单而深入地把握住一个切入点。⑤
三、后现代社会中全球格局与金融财政政策的加速互动
（一）国家发展创新与国际领导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谈到过，“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工业革命的引擎蒸汽机技术变革在此前几十年之前就早已成熟，却一直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只有当足够资金成本投入其中，蒸汽机才有条件成为纺织业、铁路运输和航运的动力。正如同金融推动工业革命，今天讲创新也面临同样问题。创新不仅仅是发明新原理、新理论，更重要的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产品、流程、业务模式都需资金成本的支持。传统可以由政府部门支持的资金项目，今天更多地需要金融部门提供支持，这便是当代创新面临的主要瓶颈。
北大国发院创造性地调研得出金融抑制指数，该指数反映各国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程度。该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较多。比如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大型金融机构控股的干预，中国这个指数值很高。2015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全世界130个国家构建了金融抑制指数，中国排到第14位，意味着即便市场化改革进行了40多年，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依然相对较多。⑥
只有在创新发展驱动力方面找到了有力的引擎，一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外交软实力才能真正体现，才最终掌握了话语权。2020年12月8日，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写信给乔·拜登，指出：美国一直是全球创新领域无可置疑的领袖，现代风险投资模式诞生于美国，二战后成立的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同样也都在美国产生。但是，在全球新一轮创新竞争中，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美国公司获得的风险投资额在全球所占比例已从1990年代的90％下降至2019年的50％。在过去五年中，全球十个最大风险投资案例至少有一半发生在美国以外。全球围绕争取下一代技术突破的领导地位日益激烈，美国必须把更大科学发现和有耐心投资资本放入优先考虑事项清单，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
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企业研究所调研报告指出，美国高科技领域就业总量从2007年到2016年累计增长了约20%。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几乎在美国各个州的这些高科技领域就业岗位相比其他就业岗位的工资中位数水平明显更高，岗位数量增速也明显更快。这说明了现代经济的一个根本趋势：技术进步和长期投资正在为美国人提供更多更大的经济发展机遇。⑦而众所周知，现代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金融科技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全球老龄化社会凸显金融财政政策紧迫性
三是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转变将为保险业布局大健康、大养老和财富管理等产业带来新机遇。2019年11月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的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22年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到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重将达27.9%。2019年老年人达2.53亿，其中慢性病老人近1.5亿，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接近4000万，完全失能老人1200万。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将增加保险、养老等需求，未来20年内，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养老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此外，相较于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国、加拿大、法国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占比最低，只有11.8%；保险资产2017年在我国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占比为17%，远低于占比达42.9%的银行存款。未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也将增加保险资产配置。
伴随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保险企业境外服务也将迎来更大需求和更强发展潜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保险市场2020年至2027年将迎来全球金融危机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球保费增长率年均可以达到5.9%，其中寿险保费增长率年均可以达到6.5%；中国寿险2020年至2027年保费增长率年均可达到15.7%。
众所周知，一国国内社会生态和民生福祉的提升，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以往北欧、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高福利政策通过吸引国际人才流动造就了其国家软实力，而随着时代变迁，A.C（AFTER COVID-19）后社会治理能力的失败，中国的外交软实力在全球格局中作为新的增长极而凸显。中国若能在金融财政政策上通过商业补充突破福利“短板”，实现帕累托最优，则功不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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