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特朗普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作者：褚蓥（广州），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出站博士后
特朗普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逼迫建制派自毁长城，将建制的内容抽空。17世纪以来，上帝不再被人们所信仰，自此以后上帝之土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如今，在特朗普的努力下，人们对世界顶层秩序信仰的第一根支柱被拆毁。未来只会向着整座大厦倾倒的方向而去，而不会向着大厦的支柱重建而去。美墨边境墙可以被拆毁，退出的国际组织可以再加入，撕裂的族群关系可以再弥合，但人心的信仰却不可再树立。这是历史的大势，万难违逆。
一、引言
特朗普自1月20日离任以来，国内外关于特朗普的政治遗产的讨论已有不少。比如，有人提出，特朗普将小政府理念重又植入美国政治，使得拜登难以再行延展政府的触角；又有人指出，特朗普大量退群，导致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动摇，而拜登难以快速恢复这一地位。这些讨论各有落脚点，且不少颇有见地。
但笔者以为，关于特朗普政治遗产之论，尚有一个角度未被人们所论及，即其对建制派去建制化之影响。建制派是二战后西方社会中最大的政治派别。虽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民运中，建制派的地位受到动摇，而保守派亦趁势获得了崭露头角之机，乃至于建制派不得不在自身中掺杂进大量保守派的元素，以维持自身之主流色彩，但这依旧未能改变建制派是政治主流派别的事实。而建制派的成功，亦决定了建制派意识形态，也即结构主义的成功。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正在于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动摇上。而这一影响或将是特朗普留下的作用最为深远的政治遗产。
二、建制派的意识形态
建制派的形成，缘始于19世纪的德国。随着德国新康德主义兴起而应运而生的政治哲学，在构建建制派的话语体系上居功甚伟。狄尔泰延续了布伦塔诺的思路，构建了一套立足于人的精神之上的结构体系。他的门生西梅尔在《货币哲学》中，将滕尼斯与狄尔泰的思路合幷，勾画了一个原始版的大自系统。“货币从它的价值中获得了其内容，即价值转化为一种物质，一种没有事物自身的价值。”①货币遂成为自系统的结构。货币超然在人之上，具有普遍性，标准化，但它又进入人的具体交往中，指导着人的行为。“在个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自由交换即交换的本质中，社会的标准化是迈向那个客观性的第一步。”②
最终，韦伯将这项工作完成，从而形成了近代建制派的基础话语体系。韦伯以为，社会是一个大的理性的自系统。理性自系统是超个人的、系统化的、规则化的。理性自系统有两个重要的支点：第一是法律系统。自系统的命令系统是通过法律来作为主要外在表现的。唯有基于法律，自系统的命令才能为人所遵循，也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花了极大的篇幅，研讨法律的现代化问题，即法律如何脱离主宰者的命令的属性，变为自系统的程序命令。
第二是官僚系统。系统命令是自系统的软件系统，官僚系统则是自系统的硬件系统。软件与硬件相结合，才能保证自系统良好地运转起来。韦伯花了同样多的篇幅来描述职业官僚的特点。其大意是，职业官僚是没有个人性的，只会一味地依照系统命令开展社会管理工作。这种对系统命令的严格依循，被韦伯誉为“专业化”。此外，他也谈了职业官僚群体是如何从领主属臣群体中逐步分裂出来，幷最终成型的问题。
这套提法在二战后，随着德国精英阶层，特别是犹太人群体大量涌入美国，而得到继承与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对这套意识形态的哲学构建。相比韦伯，他所建构的这个自系统排除了人的主观性对自系统的干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自系统是自我规则的，其中的一切都有规则可循，公平、可理解。它高于人，不依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说：“主体不属于世界。……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者心理学所处理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学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个部分。”③
通过这种做法，他让西方的资产者集团，特别是建制派，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由于如今已没有超越在自身之上的主权者，而只有一个没有面目的、自我运行的自系统在空中隆隆作响，资产者集团终于可以在自系统下自由地行事，而不再担心有人来干预了。这个集团躲在自系统的后面，在暗中操纵着这个世界。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掌中的一颗玻璃景观球。他们随意地观赏着这个世界，把玩着这个世界。这就是以美国的资产者精英为首的西方资产者集团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
而与此同时，被关在这个世界中的平民群体则遭到资产者集团，特别是建制派的残酷剥削。早在二战前，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总结过资产者集团的做派。马克思藉着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指出：“如果矛盾只是处于具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中才是矛盾，那么，人们考察复杂整体就不能脱离开矛盾，不能脱离开矛盾间的根本的不平衡关系。换句话说，每个矛盾、结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间的一般关系，都是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这一命题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整体的结构，以及各基本矛盾的‘差异’和主导结构，是整体的存在本身；矛盾的‘差异’（在任何复杂过程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方面）与复杂整体的存在条件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④
而在二战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入，更是使得这种剥削变得更为残酷。资产者一方面用自系统作为口实，将一切的残酷性都推给自系统，另一方面却又加大剥削的残酷性，将自系统的马力开足，以加强对人的精神的规训，令人变得机械化。
这个结构体系为建制派挣足了彩头。凭藉这个体系，西方的精英集团得以分得最为大块的实质性利益。所以，我们将建制称为西方精英集团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是幷不为过的。
而对于这个结构体系，二战后，西方的精英集团，特别是建制派，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予以维护。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建制派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各方面都大量投入，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行。
比如，在法律上，这个集团花大价钱，资助学者开展研究和游说，推动法治主义与宪政观念的蔓延。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开始，西方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构建自系统法学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哈特、拉兹的加入后，被推向了高潮。哈特改造了凯尔森学说，特别是“分离命题”，但将其中的“基础规范”调整为“初级规则”。这种初级规则是“群体对其标准的行为模式的一般态度”⑤。这种一般态度，幷不来自于其他方面，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惯习。所以，初级规则也被称为“惯习规则”。所以，初级规则是人造之物，具有明显的经验性。但它幷不来自于个人，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规则。这就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述的“游戏规则”，虽然是经验性的，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的主观性，而具有主体间性。由此，法律便形成了一个可变更、可维护的自系统。而拉兹师承哈特，改造了哈特“初级规则”中的承认规则。他提出了“权威原则”。所谓权威，即“改变行为保护性理由的能力”⑥。而所谓保护性理由，就是行动的直接理由加深我做出的包含否定内容排他性理由。这种理由的常见形式，就是令某人做某事，且否定一切反对性意见。所以，保护性理由，其实就是一种隐晦的强制性命令。而谁能够做出这种保护性理由，谁就能变成大写的“主我”。
三、对建制派的抗争
对建制派的抗争，在建制派上台后，就一直在展开。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对建制派的结构学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确提出，自系统对人的规训使人失去人格。他们说：“视为把自身客体化为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推动过程，客观化成一种机器的化身，这种机器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以便最后思维能够被这种机器彻底替代。”⑦这种规训看似是一视同仁的，实质上规训权却操纵在某些人的手中。他们说：“奥德修斯没有接受那个会导致自我放纵的诱惑，因此他作为有产者，最终也没有去参加劳动，甚至最后他不再对劳动进行指挥。然而，他的水手们虽然与自己的劳作对象非常亲近，但却不能享受劳动，因此这种劳动是在强制下进行的，他们在劳动中没有希望，感官也被彻底堵塞了。奴隶在肉体和灵魂上受到了双重奴役，而主人却相反。”⑧
通过这种规训，被统治者不仅失去了反思能力，而且因为受到机器的供养而变得软弱无力。而更为麻烦的是，人们还自以为生活在自由中。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多样化的文化元素中进行选择，按照自己的心意追寻潮流。事实上，“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毛发遮住眼睛，幷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接受这种权力。”⑨
再比如，美国的米尔斯也曾指出，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新精英出现。他们以交往为纽带，“在社交上非常大胆”⑩。他们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主体，而挤占了老精英的地位。于是，本地沦为卫星城，而大城市变成了真正的中心。
这些新精英是更为强调血统，乐意在家族内做权力传递。“相比1900年那一代或1925年那一代，1950年那一代更容易将地位和权力传给子女，因为那时上流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那么仔细地组织、支撑和加固，巨额个人财富是唯一手段，可以确保权力和地位顺利传给下一代。然而，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正如我们会看到的，有许多方式可以将利润丰厚的战略位置传给子女，这些战略位置是美国自由经营的私人企业中的较高位置。”⑪
这些新精英在掌握权力后，开始大谈所谓的平衡理论，即在平民与精英之间搞平衡。这种平衡是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层来实现与维持。但这是一种伪装，因为这种平衡是由被新精英操纵的中层的各种团体表演出来的。在大量的所谓游说团体的参与下，仿佛政治取得了平衡。但实际上，这些团体都操纵在新精英手中，尽管他们雇佣了各色人等在台前表演为各阶层利益吁请之事。他说：“当中产阶级作为自治的政治力量衰落时，平衡社会作为一种权力体制也会衰落，而自治地方的党派政客会沦为国家权力中层。”⑫
新精英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抱团在一起，共同掌权。而与之相对的公众则失去了商谈权。精英的决策只需要公众名义上的同意，而不用公众真正参与商谈。公众被控制了，且被压抑独立思考的空间。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了精英人士在学界的代理人，对学界进行着残酷的统治。他们为饲主不断美化，“帕森斯等宏大理论家所称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主要处理的就是有关合法化的主导符号”。⑬他们“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⑭同时，他们依靠着背后的力量，在学界党同伐异，排斥异己，压抑不同的声音。这进一步抑制了公众的独立思考空间。于是，人们变成了“快活的机器人”⑮，为了生活与物质，而没有了主见与自由。
这样的公众便不再是公众，而沦为大众。“现在美国社会高层越来越统一，似乎往往是有意地协调；在高层出现了权力精英。权力中层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僵持的、平衡的力量：中层没有连接底层和高层。这个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甚至很被动，力量不断被削弱：底部是一个新兴的大众社会。”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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