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据大公报报道，香港回归以来，在不同方面均把人权放在优先位置，据基本法第3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公约》第21条保障了和平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公约》明确指出，如果涉嫌“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就可以限制有关权利之行使。
个人权利要与社会利益平衡
据《公安条例》第13条，若在公路、大道或公园举行超过30人的公众游行，就必须通知警方，若通过申请，警方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如果活动期间出现暴力、混乱情况，或引致严重交通阻塞等合理原因，警方可能会拒绝申请，或为活动附加条件。若申请人对决定不满，由退休法官或前裁判官担任主席的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有权推翻有关决定。
2005年，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未获批准而举行约40人公众游行而被定罪，其就通知书制度上诉至终审法院，称该制度违宪（FACC 1＆2／2005）。终审法院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时任非常任法官梅师贤等人，认为原审判决通过相称性原则，“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和平集会权利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由于警方行使酌情权符合法定要求，因此符合宪法要求，遂驳回梁国雄的上诉。
今年4月16日，黎智英、李柱铭、梁国雄等7名被告因参与前年8月18日的非法集结，而被判罪成，另外两人早前经已认罪。案情指，警方向维园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后，被告却无视警方的反对，开始非法游行至中环方向。法官认同通知书制度，拒绝相信被告当日进行所谓的“流水式疏散”，故判处众被告8至18个月监禁，其中4人获缓刑。鉴于有关罪行最高可处以5年监禁，而被告当中有数人是“惯犯”，相关判决已经算是宽宏大量。
当然，香港不是唯一一个会对和平集会权利进行合理限制的地方，集会自由并非绝对，可谓国际共识。当政府实施相关限制，通常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其他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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