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防止非西方价值观尤其是中国发展模式威胁欧美制度。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遭遇了严重失败，与中国集中统一的高效应对模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双方政治制度、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差异性极为清楚地展现出来。欧美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调整能力和自我改革能力严重衰退，欧美固化的“制度优越感”所带来的对外“学习能力”也严重下降。但是，欧美幷未过多从自身制度和治理方式角度反思抗疫不佳的原因，而是不高兴于中国模式彰显了他们的制度缺陷，幷试图夸大这种非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的挑战。欧盟甚至比美国更明显地表现出在对华政策中维护自身模式、制度和价值观的意图。拜登政府也有意重申欧美在价值观和制度上的一致性，迎合欧盟对价值观外交的热忱。总体上，欧美在人权、价值观议题上还会继续藉新疆、香港、西藏等具体问题，协调立场，对华施压。
三、欧美对华政策协调的限度
拜登政府在赢得欧洲盟友信任方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欧美关系也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限制着双方对华政策协调的领域、深度和成效。跨大西洋同盟是霸权体系，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美国也必须要维持这种不对称性，但是这种非对称性已经显着降低。军事安全关系上，美国依然是绝对领导者，而在经济、非传统安全、规则制定和传播等方面，欧盟具备了与美国的平衡性关系，在气候变化、维护多边主义、人权保护、发展援助等领域甚至展现出领导性作用。这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欧盟追随美国的意愿显着降低，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等方面欧盟都展现出不服从美国的倾向。面对一个日渐自信、有明确战略自主意愿和自我战略利益目标的欧盟，美国如何让欧盟的自主派精英们继续无条件追随霸权是越来越重大的挑战，尤其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想让欧盟与其步调一致更是近乎一厢情愿。
拜登政府非常清楚，要赢得与中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竞争，进行历史性的投入（historical investment）和巩固盟友关系是互不可缺的两翼，前者也包括保护创新和知识产权、确保财富的增长能惠及所有人等。战略计划非常清晰、对路，但是当今美国的资源能否支撑其实现战略规划非常值得怀疑。实际上，未来美国对欧洲的战略资源投入幷不会有实质性增长，更多是在政策和观念上对欧盟提供“声援”。拜登的“盟友第一”战略，主要是利用美国的声望来凝聚、鼓舞盟友，推动盟友走到前台幷承担更多资源投入和行动任务，这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没有本质不同，只是方式上让盟友们感觉更受尊重。因此，慕尼黑安全会议后默克尔、马克龙等欧盟领导人对拜登重塑大西洋联盟的计划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对于美国能否真正将承诺付诸实践保持审慎。同时，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将自身利益凌驾于盟友利益之上的倾向，甚至为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盟友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德国为解决能源安全而实施的项目，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出于反俄和国内石油利益集团利益，都表示了强烈反对，德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也异常恼怒。
更重要的是，强化欧美对华协调尤其是对抗性的联合行动幷不能解决和弥补欧洲的贸易、市场和投资问题，不能解决欧洲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盟经济一直增长乏力，新冠疫情进一步使欧盟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经济也增长缓慢，市场规模无法明显扩大，而2020年中欧贸易、投资却逆势增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如果欧盟过度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配合美国的对华竞争政策，收到的仅仅是表面的、空洞的所谓价值观利益，损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欧盟内部的务实派、工商业界、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成员国如德国政府等，不可能不清楚个中利害。
此外，欧盟战略界对于美国盟友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上的“不可靠性”认知也已日渐强烈，会在战略上与美国保持距离。现在美国最大的“不可靠性”，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国内政治的失序，欧盟精英对于拜登能否弥合美国社会撕裂、政治极化都心存疑虑。他们认识到美国政治的衰退既不是起于特朗普也不会终于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外交战略随政府轮替而变动是一种常态，盟友对此都有一定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但是自小布什开始，美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剧烈性和摇摆的幅度，越来越超出盟友们的承受范围。盟友们在实际行动上，会更为审慎地把控与美国战略的绑定程度和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当前的欧盟而言，如果不能在对华政策上“独立自主”，其所谓的战略自主形象将会大打折扣。目前，欧美关系一定程度的修复和热度，很大程度上是对“让人愤怒”的特朗普盟欧洲政策的情绪性、宣泄式的“报复”。拜登政府的政策暂时可能会对一部分欧洲盟友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但是这种“修复关系的热情”，会随着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各种具体的结构性问题而消退。
欧盟内部对华认知和政策也幷不完全一致，作为欧盟的领导国，法、德的对华政策就存在一定差异。马克龙的法国更愿意通过其政治和军事大国的优势，来体现和推进欧盟的战略自主，在对华政策上有较多主动作为，比如较为频繁地到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积极参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德国的对华政策则相对沉稳、务实，更愿意通过对话、协商寻找中欧的共同利益。中美安克雷奇对话之后，默克尔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欧盟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也有自己的利益，这不仅关乎经济利益，也关乎“欧洲的主权”，欧盟应该发展独立的对华政策。2021年4月7日，习近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通电话，默克尔又表达了继续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合作的意愿。
结论
采取积极行动来体现欧洲在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等方面的领导角色，已经成为欧盟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大取向。伴随拜登政府发出团结盟友的信号，欧盟也展现出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热情，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竞争，维持欧美全球主导地位方面，双方有共同利益，对华协调行动中将会有更强的价值观色彩。但是，欧盟有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利益诉求，欧美之间也存在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对华政策难以步调一致。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民意基础依然牢固，但是要积极防范欧盟在政治和价值观上可能会采取更为过激、更频繁的行动。除了继续加强经济、投资方面的合作，中欧还要拓展更多务实合作领域，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数字和网络安全、全球发展治理和消除贫困、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维护多边主义等欧盟较为关心的议题上，中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主动的姿态，与欧盟开展实质性合作，积极引导和塑造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①European Parliament, "A European Magnitsky Ac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stronger-europe-in-the-world/file-a-european-magnitsky-act
②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0_2285
③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总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