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继续保持其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特别是一些从事商业服务或生产设备操作等替代性较高的职业，以及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中等收入从业人群，其就业和收入水平易受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建议通过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尽可能避免其在遭受风险事故后跌出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二是努力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让更多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据估算，浙江低收入群体中有10%的人群已经接近中等收入标准，如果能通过针对性措施将这部分人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将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建议创造条件提高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鼓励居民积累财富。对于城镇居民，要积极利用浙江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创新的氛围，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对于农村居民，创新土地流转收益分享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当然，只是促进城市户籍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不够的，应该让更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加入进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吸引高素质人才，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做好农民工等群体技能培训，提升其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让他们成为浙江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
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文章指出，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提高代际流动性。浙江省委、省政府2018年印发了《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2018—2022年)》，对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标准、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农户年人均收入标准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近年来，浙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山海协作工程、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行动计划、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措施，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意见》就建立健全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等困难人员生活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作出了更为深入细致的部署。建议围绕规范分配秩序、消除政策性歧视、健全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一是健全低收入群体帮扶政策。着眼于地区优势产业，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鼓励低收入农户以土地、林权、劳动为纽带，通过参股、合作等方式，与企业、合作社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健全低收入群体参与要素分配机制。扩大农村集体财产积累，实行集体财产股份化、市场化运作方式，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从长远来看，优质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倾斜，有利于提升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因此，要积极推动救助型帮扶政策向发展型帮扶政策转型，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其积极融入“共建、共享”的经济发展进程。
二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当前，诸多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以户籍为基础，无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难以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应该逐步加以解决。建议在兼顾当地财力，综合考虑居民居住年限的基础上，提高外来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特别要保障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三是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社会保险方面，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每年都按照一定比率增长，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却尚未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浙江基本养老金水平还难以实现“保基本”功能(2020年人均300元/月)，因此当前应重点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参保缴费激励，缩小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差距。从长远来看，要朝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目标，探索实行统一的缴费模式，适度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门槛，按照“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的原则，预留两项保险制度衔接接口。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逐步缩小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差距，在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上出更多实招。社会救助方面，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对低保人群的识别准确度。通过制度优化减少低收入群体为享受专项救助而不愿意退出低保的现象，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核查水平；扩大临时救助保障范围，放开临时救助的户籍要求。
完善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政策
文章表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对于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浙江这样的先富地区，高收入群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高收入群体获得收入的机会或渠道远多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机会并不完全平等。因此，在做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政策。
一是探索税收制度改革。当前，中国主要以间接税为主，往往具有累退性。从功能上看，直接税更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方面，要更加注重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目前，总体上看居民税负水平不低，建议在减免其他税种或降低税率前提下，适时开征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赠予税等)，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
二是限制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限制不合理收入(包括灰色收入、垄断部门高收入)。要继续完善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制度，健全薪酬分配制度；加快国有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使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水平逐步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此外，要限制公权力对经济干预，消除灰色收入来源。
三是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近年来，慈善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慈善规模仍然不大。高收入者如能通过慈善回报社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社会和谐稳定。《意见》就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建议继续探索慈善的激励机制，创造更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宽松环境，引导和激励更多的高收入人群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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