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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 |
中评社北京8月29日电／去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是中央级别重要会议首次提到“跨周期”。今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如何理解跨周期调节这一提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汤铎铎文章分析，首先，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相对应。逆周期调节是中国政策论述的常用词汇。其实质就是在繁荣时采取紧缩政策，衰退时采取扩张政策，从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单从字面看，逆周期是针对当前周期状态进行逆向操作，而跨周期则要“跨过”当前周期，或者“横跨”两个周期进行操作。显然，跨周期在时间跨度上要长于逆周期，在操作上也更具前瞻性。
其次，逆周期调节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下经济局面。逆周期调节要求主要周期变量给出明确信号，即繁荣时出现明显通胀，衰退时出现明显失业，如此就可以放心实施反向操作。逆周期调节要求通胀和失业具有替换关系，如此在繁荣和通胀阶段不会有失业问题，紧缩不用顾忌雪上加霜，造成更严重失业；而在衰退和失业阶段也没有通胀，扩张不用担心火上浇油，导致通胀失控。逆周期调节还要求衰退相对温和，因为一旦出现深度衰退和大萧条，一方面逆周期调节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此前政策已然失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失于宽松，主要原因是通胀一直非常温和，没有给出明确紧缩信号。危机爆发后出现严重衰退，即便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空间耗尽也无力回天。
第三，近期的宏观经济研究为跨周期调节提供了理论支撑。后危机时期，国内外宏观研究有一个共同发现，即高杠杆条件下经济周期形态会发生变化，主要周期变量的分布会出现左偏。通俗一些讲，这意味着在债务膨胀和资产价格高涨之时，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的概率下降，出现严重衰退的概率上升。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含义尚待进一步挖掘和梳理，但是现象本身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意味着在看似平静温和的经济环境中，金融风险一直在不断滋生和积累，如果不能进行及时防范和化解，一旦爆发就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第四，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和通胀的折中，转变为更广泛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折中（或者说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折中）。当存在明显的就业和通胀替换时，可以采用逆周期调节政策。然而，当通胀的波动性下降，其所包含的实体经济信息也相应下降时，就需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多考虑金融因素。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金融周期的波长也要长于经济周期。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定要未雨绸缪，采用跨周期调节，形成长效机制。
最后，对跨周期调节的理解不能过于泛化。有观点认为逆周期调节是总量调节，跨周期调节是结构调整；还有观点认为逆周期调节关注周期波动，跨周期调节关注长期增长，意在提升长期增长潜力。但是，无论是优化结构还是提升长期增长潜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面对的老问题，其对应的政策也都有被广泛接受的术语，比如结构改革、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等。将这些原有的政策表述混同于跨周期调节，不但会削弱新提法的冲击力，也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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