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需要特别重视社交媒体对两岸关系的负面功能。
社交媒体的影响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是可以亦正亦负的。在当前的两岸社交媒体中，因为媒体平台的不同，加上传播技术的限制，导致双方存在互不相通、各说各话的现象，一时之间不容易打破这样的传播格局。但是，两岸社交媒体在各自的舆论场中，发挥促进或者制衡两岸关系的舆论作用，的确是非常突出的，其中负面的功能之巨大，是令人忧心的。
比如2014年3月爆发的台湾“反服贸”运动中，台湾的社交媒体的表现尤为突出，就服贸问题开展的街头政治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后续影响之大与社交媒体的积极参与是切割不开的。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社会运动的孵化器，传播与政治如影随形，尤其当前台湾处在社会转型期，移动传播的介入如同“死水入活鱼”，无论是政党形象塑造、还是红绿恶斗、选举造势等，移动新媒体都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2014年发生的“反服贸运动”是新媒体助燃社会运动蔓延的最好体现。在运动酝酿期，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议者利用Facebook与PTT等网站刊文，树立讨论靶子，并不断挖掘当局企图隐藏的丑闻；使用YouTube和“摄友会”进行视频分享，扩大影响；利用谷歌旗下的软件Hangout召开视频会议，分派任务保持联系；运动从网上走到网下，变为群体性的街头抗议之时，利用Ustream和无人视频飞行器在Twitch平台上实时直播，并且将占领“立法院”的视频短片第一时间上传到CNN的公民记者栏目。根据台湾汪子锡教授的统计，青年抗议者还通过架设网站，在短短的几小时内筹集到接近700万新台币。这祗是近些年台湾频发的抗议活动中的一例，但特别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以社交平台为旗手的移动新媒体不仅起到了传统媒体提供信息、维持联系等作用，还在维持秩序、动员士气、筹集物资与规划统筹方面提供了支持，可以说，它们成为这场社会运动从酝酿到爆发的重要因素。②
又如在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反修例”暴力运动中，香港青年与台湾青年的互动及配合，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完成的。社交媒体在破坏港台关系方面，起到了最大的负面功能作用。这是前所未见的。
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更加在意的是社交媒体的负面传播效果，比如没有“守门人”制度，去除新闻专业主义等等。社交媒体导致去新闻真实化，以情绪替代理性，也是主要的问题，令人诟病。
有专家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交媒体的负面功能：其一，危害国家安全。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其给网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是在网络的发展中，网民不需要任何执照即可发送相关的信息，其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可以较好地提升信息传播的效率，然而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其同样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可以传播相应的谣言，并且发表极端的言论来危害国家的安全。其二，削弱政府职能。在传统的媒体发展中，政府具有较强的监督职能，可以对媒体的信息进行把关，而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政府的职能已经被无限削弱。虽然各国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屏蔽和清理等方式来对互联网进行管理，但是在社交媒体的出现过程中，其对政府的把关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网民在互联网中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并且传播速度相对较快。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对政府的把关职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三，西方国家的煽动影响。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中，西方国家技术相对先进，已经垄断了部分信息资源，但是在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由于不法分子的煽动影响，致使国际环境的稳定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重点政治工具，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国际社会的稳定性。其四，不利于为网民营造良好的环境。互联网的发展为网民提供了便利的网络环境，但是由于不法分子恶意传播不良信息，对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肆意地散播谣言，对网民的网络环境带来了较多的安全隐患。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