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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在汪道涵身边工作的上海东亚所所长章念驰曾在《中国评论》月刊撰文说：汪会长认为应建立民间的智库，充当第三个眼睛，因此有了我们东亚研究所；他认为应该在第三地创办民间的出版物、民间的出版社、民间的网站……，吸引两岸四地精英来交流思想，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来争取人心，因此有了《中国评论》月刊，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中评网，甚至有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他总是想得这么超前，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所以他一直代表先进，也一直显得年轻。 |
1，关于刊名问题：汪道涵会长带领我们进入了具体策划创办杂志的环节，他认为我们原先为杂志起的名字《中国统一论坛》月刊不理想，应该改为《中国评论》月刊。我问这个刊名会不会显得太大了，汪道涵会长回答说：“这个刊名气魄大，这样一来，杂志评论的范围更大，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大陆问题都可以放进去，读者的面也更广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领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动，一下子就拓宽了受众的广度，增加了内容的深度，更是构建了两岸理性思维对接的高度。
2，关于在哪里办刊以及个人志向的问题：《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办？汪道涵会长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在大陆、在澳门或在台湾办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后他指出：《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香港办，香港有办好这类思想型杂志的条件。香港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需要观察，需要总结经验。港台关系密切，“一国两制”对两岸和平统一有重大参考价值。《中国评论》月刊应该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我和周建闽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办刊，1998年1月，《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问世。
汪道涵会长还用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岭南大学的演讲名言来激励我们：“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说：“历史上大官有千千万万个，《中国评论》月刊办好了就只有这一个。”汪道涵会长的执着，坚定了我们扎根香港办好杂志的信心。
3，关于经费来源问题：为了保证《中国评论》月刊能够保持独立性，可以在两岸及港澳发挥客观包容的作用，汪道涵会长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则来办刊，无论是月刊的采用文章标准还是资金来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党、三不沾靠财团、四不沾靠社团。舆论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断决策，经济上一切要靠自己从市场获得。因为有这“四不沾靠”的约束，《中国评论》月刊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两岸构建了相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起初，我与香港一家财团商谈了合作事项，并草签了合作协议，这个财团规模实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会长表示不看好，后来我们就停止了合作关系。当然，汪道涵会长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话：“要你跳楼，就让你办杂志”，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动不已的是，汪道涵会长亲自帮忙给杂志介绍广告，他也同意要获得来自市场的合理资金，他还说：“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成为香港新的‘资本家’，用自己赚来的钱办好月刊”。在汪道涵会长鼓励下，我们自力更生解决了杂志的发展经费。2004年，徐鹰专业团队加入，与我们合作构建了中评社、中评网，实现了通过网络沟通两岸的构想，对此，汪道涵会长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数时刻，他向我们这个新团队转达了问候，对中评社、中评网表示支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为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更大的贡献。
4，关于编辑方针问题：汪道涵会长教导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的立场，多刊载说理的文章。汪道涵会长具体提出了办刊的十二字方针：“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他提出，一定要把杂志办成一本两岸、港澳以及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精英都要看的刊物，应该出思想、有理论，切勿热衷搞过于琐碎的信息，要让读者有思考的空间，而非去面对奇闻怪论。杂志首先要有相容性，其次要坚持客观性，第三就是要说理。
我们理解，汪道涵会长是要求我们把《中国评论》月刊办成一个思想交汇的平台，要让不同的意见在这里交集，最后形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是讨论问题，是凝聚共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舆论斗争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办成纯学术杂志或者一般的新闻时评杂志，更不能办成通俗杂志，不能变成一个只会喊口号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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