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通过“修法谋独”，推行“事实台独”。所谓“修法谋独”，是指民进党当局通过修改台湾地区一系列涉及两岸关系的相关规定来推进“事实台独”路线。2019年底，民进党凭藉在“立法院”的多数席位优势，强行通过了所谓的“’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公然以限制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等方式，全力遏制和打击两岸民众交流交往。从后果来看，“修法台独”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方式来落实“两国论”“一边一国论”的“台独”思维，干扰和阻挠两岸交流与合作，是推动“事实台独”路线的具体体现。此外，自蔡英文上任后，民进党当局一直沿着“事实台独”的路线推动其所称的“内政改革”如“转型正义”等。表面上看，蔡英文当局推行的“转型正义”是为了维护正义，实际上是民进党企图藉“转型正义”之名，行政党斗争、政治清算和“台独”分离主义路线之实。换言之，蔡英文当局推动“转型正义”的根本意图是为了追杀国民党、迫害统派人士，改造现行“宪政体制”和推翻“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框架，推行“事实台独”路线。⑥
第二，通过“修宪”“释宪”，落实“事实台独”。2020年10月，在民进党主导下台“立法院”正式成立“修宪委员会”，图谋透过“修宪”实现“法理台独”。“本质上，民进党当局图谋‘修宪’的诉求是‘法理台独’，解构‘中华民国’……也是‘修宪’的根本缘由。”⑦不过，即使民进党当局试图修改降低“宪法修正案”门槛，但“修宪”难度高于“修法”、且涉及高度敏感政治议题，兹事体大，故而不容易获得通过。⑧于是，民进党当局转而希望通过“释宪”来落实“事实台独”。在台湾地区，“大法官”有“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等权力，拥有台湾全部“法律”的最高和最终解释权。蔡英文上台后提名的“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大都具有浓厚的分离主义倾向。这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独派大法官”在今后“释法”“释宪”时会向“事实台独”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以微妙的论述确立“两国论”的“法理”基础。这其实是一种“变相制宪”，传统上“制宪”和“修宪”做不到的事情，有可能通过“释宪”完成。“可以预期，这些‘独派大法官’在‘释宪’时会逐渐把一个中国的概念与内涵从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中去除，从台湾政治体制中去除，最后全部偷换成‘事实台独’论述。”⑨
第三，推行“新南向”，谋求与大陆经济“断链”。蔡英文当局的执政主轴是围绕如何建构、维护及落实“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一“事实台独”体制与目标进行的。蔡英文上台后全力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即旨在减轻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维护台湾经济自主性与政治‘独立’性”的“经济脱中”大战略，其核心与长远目标就是为最终“脱离中国”、实现台湾‘独立’创造条件，因此可以视为经济上“远中脱中”的“经济台独”，与“文化台独”“政治台独”共同构成蔡英文当局的“台独路线图”。⑩为此，蔡英文当局谋求与大陆经济“断链”，加入美国“重整全球产业链”。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全球新冠疫情冲击，蔡英文当局以意识形态挂帅，谋求经济让位于政治，多次声称要重新审视、布局两岸经贸合作，确保产业链供应安全。例如，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陆资赴台投资、阻挠大陆企业在岛内正常运营，不断加大对两岸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妄图实现与大陆经济“脱钩”，以实现“事实台独”的目的。
第四，全面推动“文化台独”，清除一切中国元素。蔡英文上台后，“文化台独”愈演愈烈。首先是试图通过对史实的歪曲和编织，潜移默化地修改台湾人历史记忆和重塑其“国族认同”，以彻底斩断两岸历史联系。蔡当局上台后不久即抛出了“独”意甚浓的“12年国教课纲”，将中国史置于东亚史脉络下，强行以政治力切割原本纵深连贯的中国史架构，图谋让未来世代丧失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连结，完全确立“台独史纲”和“台独认同”。其次是深入改造台湾“文化认同”，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重新定义“国语”和“国文”，将“国语（汉语）”贬为“华语”，与闽南话、客家话、少数民族语言等并列为平行通用的“官方语言”；二是钳制和“改造”中华宗教与信仰，弱化“中华特质”鲜明的汉族和儒家信仰，试图将妈祖民间传统信仰异化为“台湾宗教”等。三是人为制造“台湾民族”。民进党当局通过炒作、拔高台湾的南岛语系、少数民族、新住民和殖民元素，以冲淡汉民族主体性，虚构出与中华民族在人种血缘、文化亲缘、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殊源异归”的“台湾民族”。⑪简言之，蔡英文当局图谋通过改变台湾人的“民族成分”，将台湾改造成全面脱离“原生母国”的“新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