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国对自身“领导地位”的获得与重塑存在错误认知。美国建制派精英们认为，特朗普4年的“折腾”是导致美国国际信用下滑和软实力降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要有一位尊重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总统彻底清算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遗产，只要重新恢复对盟友的支持和承诺，只要再次回到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更重要的是，只要领导人重新高举“民主”大旗，美国就能够“重新领导”。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归因。诚然，特朗普在4年任期内恶化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损害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信任，其“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径破坏了自二战结束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际规范。然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退幷不是因为美国“不讲民主”和“不履行国际承诺”，反而是由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大肆推广美式民主。
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建制派外交决策精英们长期努力的方向，是将意识形态设定为对外政策目标。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口号冲击既有国际秩序，到具体针对不同国家推动“民主化改革”，乃至实施“政权更迭”或“颜色革命”，美国对外战略挥舞“自由民主”大棒，既造成了国际秩序动荡不安、局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以及一些国家的主权遭到严重侵犯，也使得美国沉迷于用意识形态编织的国家利益幻想，为实现不切实际的价值观目标而过度消耗自身实力。简而言之，折腾美国的不只是特朗普一人。那些看似更为尊重传统和“循规蹈矩”的政治精英们，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了更为系统性的打击，与美国硬软实力下降有着更大的关系。所以，将美国“重新领导”的希望寄托在价值观外交上，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种错乱表现，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只怕还将适得其反。
其次，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严重缺乏战略基础和可操作性。在冷战期间，美国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但即便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特殊条件下，“自由世界”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哪里，依然存在极大争议。毕竟，许多所谓的“自由斗士”幷不符合美国所界定的“民主”标准，而“民主国家”身份也无法保证相互之间总是可以协调立场与行动。一旦缺乏坚实可靠的共同战略基础，任何价值观同盟都不可持续，也无法实际操作。在本次“民主峰会”上，一些被视为同美国存在较强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差异没有被列入邀请之列；而另一些明显实施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又因为同美国关系不睦，同样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某些受邀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是否真的符合美西方“民主”标准，更是引发了声势不小的舆论反弹。这份标准混乱、内容杂糅的邀请名单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幷不具备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权。连一份受邀名单都难以在内部达成政治共识，遑论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的价值观同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