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解释道，“赛马”制度通过分散化、分阶段资助的方式，在前期对多个团队给予小额资助，根据研发进展及时予以调整，按照技术路线成熟度和完成情况，采取加大、缩减支持力度，或终止、合并项目等方式，使研究力量和科研资源逐步集中在优势方向上，提供科研资源使用效率。
浙江省也尝到了“赛马”制度的甜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关部门选择省内优势企业，并行支持10余款检测产品研发，以3个月为期开展阶段性评估，及时叫停进展不良的项目。最终，东方基因公司脱颖而出。该公司与杭州医学院联合研发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纸获国家药监局批准注册，成为浙江省首款获批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
对“赛马”制度的探索不止于此。北京、上海、深圳、云南、山东等地也在积极探索采用“赛马”制度解决“急难险重”的科学问题。
这种探索得到业界人士认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多采取‘揭榜’‘赛马’制度，通过多方有序竞争激发创新激情与活力，真正让有优势的地方和单位承建，形成协同创新、良性竞争的有利局面，全面支撑重大战略共性技术和产业发展。”
“赛马”制度有特定使用领域和范围
但“赛马”制度并非万能公式。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材料与制造学部教授秦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在一些高难度、不确定性大、比较前瞻性项目可以采用‘赛马’机制。但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可能会造成人力、物力浪费。”梁正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赛马”机制在实施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就在于确定其适用领域和范围。
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它就采用了“赛马”机制进行项目资助管理，主要适用研发目标或考核指标明确但路线和实现方式尚不确定的项目，比如原型技术开发。
梁正认为，对更前段的基础研究而言，由于结果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甚至是未知性，不同路线之间甚至不能简单比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科学共同体评价，甚至是类似诺奖这样事后评价的“锦标赛”机制，“而对于技术经济指标和应用前景要求都更加明确的应用开发甚至是产业化项目，则更适用于招标采购方式，没有必要平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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