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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倡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秩序”。 |
中评社╱题：文明竞争与“新型礼治秩序”的构建 作者：薛力（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摘要】世界正在进入文明竞争的长时段，崛起中的中国必然会有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结合中国的文明特征，构建“新型礼治秩序”是中国外交方略的合适选项。
一、世界格局：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
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难以继续像过去五百年那样主导世界事务，不同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国际格局的新特征。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核武器依然是防范世界大战再次发生的主要制约因素。不争的事实是，核武器出现后，世界大战没有再发生。俄乌冲突发生后，一些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可能性大增，甚至认为已经发生，俄罗斯为一方，乌克兰则成为美西方的代理人。但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认知依然是：俄乌冲突属于局部事件，俄罗斯与美西方都无意引发全面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核威慑形成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有效制止了大国发动全面战争。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间竞争的特点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化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世界转入不同文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替的时期。这是一个长周期，可称之为文明竞争纪元（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
其二，美国的相对衰弱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1945年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二战后，美国联合欧洲，吸收其他文明体参与，制定了战后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自己是新的罗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相继推行人权外交、大中东民主计划、反恐战争、颜色革命等，但这些外交政策不但难以遂美国之愿望，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誉。加上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也让美国中下层群体深受其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新孤立主义加速回潮，特朗普主义就是典型表现：强调美国利益与本土利益第一，不愿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与责任，选择性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幷要求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美国越来越像一个普通大国，充其量是国际事务的协调员，而非世界的领导者。
2006年起，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一直排名世界第一；2009年，抛开中美两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国家。以平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研究表明，2050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为中国、印度与美国。这表明，非西方世界崛起是总体趋势，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必然相应上升。
其三，文明内卷的普遍性。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就超越欧洲达到世界第一，但在50年后才成为世界领导者。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一幷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世界领导者，这需要综合下列条件：教育、科技、人才、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都必须名列全球强大国家之列。此外，还需要在外交上提供一整套新理念。对美国来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很多方面颠覆了欧洲列强与后起国家（典型如日本）的理念与做法，幷为美国争取到国际道义力量。美国的一些主张如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平等、言论自由等，欧洲列强与日本等国家虽反对或者排斥，却不得不逐步接受。
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构建者。进入新世纪，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幷出现特朗普主义，标志着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走向了文化内卷。欧盟实质上是一个“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不大愿意接纳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2015年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日益保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越来越明显，这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普遍都有明显表现。莫迪政府戮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厄尔多安政府对突厥国家联盟的推动，也是其文明内卷的典型表征。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致力于提升文化自信以实现文明复兴。凡此种种，构成全球文明内卷的整体画面。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突出特征，这显然是把支流看作主流。文明间既合作又竞争才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主流，这在新世纪越来越明显，幷成为本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与基本面。
二、世界文明的三个方阵
文明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世界上各个文明体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拥有10亿以上人口，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以下简称“新天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逊尼派文明。第二方阵人口在1-5亿，有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明、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文明、日本为代表的大和文明、巴西为代表的天主教-非洲-印第安混合文明、尼日利亚为代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非洲混合文明。其他文明属第三方阵。
逊尼派文明缺乏公认的核心国家，可能进一步分化为一些亚文明：埃及与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印尼与马来西亚为代表的马来文明，孟加拉国与印度西孟加拉邦所代表的孟加拉文明，土耳其为代表的突厥文明，巴基斯坦旁遮普语地区、印度旁遮普邦与哈里亚纳邦所构成的旁遮普文明。这些次级文明的人口在1~5亿之间，它们以宗教、语言、血缘、历史记忆等为纽带，日益抱团，从而成为第二方阵的事实成员。
在文明竞争长周期内，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倡导幷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
三、新型礼治秩序：文明竞争时代中国崛起的外交方略
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倡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秩序”。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主要影响力在亚欧大陆东部及其周边岛国，加上数量有限的非周边国家；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主要原因是：
第一，新型礼治秩序必须基于对历史上的天下体系的现代性改造，抛弃一些过时的成分，吸收其他文明的一些积极成果。但新型礼治秩序的文化依归只能是中华文明。而传统上，中华文明的主干是道儒释，道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佛家侧重人与内心关系，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汉代以降，中国构建起以儒家为主体、吸收道家等各派主张的价值观体系，民间层面基于“三纲五常”构建起宗法社会，国家层面基于天人感应、家国同构、五服、大一统等理念构建起天下体系（或曰华夷秩序）。无论是民间层面的人际关系处理还是国家层面的天下治理，道德伦理与行为准则都遵循“礼表仁里”，即“立于仁，行于礼”。
近代以来，中国被拉入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器物层面效法基督教国家，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幷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对国民的高度组织化，完成了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分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观念层面，也吸收了主要由基督教国家创造的现代文明的大量内容。但在人际关系处理与国家治理上，“礼表仁里”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民众的道德伦理与国家行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固然重视以国际法为标志的国际规则，但更为重视国家间关系的“礼尚往来”，因此，对于一些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对华“无礼”行为，通常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幷采取强力的反制行为。对方一旦调整了对华态度、修正了“无礼”行为，中方也会及时调整自己的反应与反制，让双边关系回到“以礼相待、友好往来”的轨道。
第二，历史地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其主要影响力在中国及其周边。未来，这种局面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缺乏全球扩展的基因。也缺乏变成全球性文明的历史机遇与客观条件。
基督教一神论把人分为教徒与非教徒，幷认为“让非教徒皈依上帝以蒙受主的恩泽”是自己的天定命运，这种弥赛亚情结构成基督教向全球扩张的“文明基因”，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使得基督教的全球扩张得以实现。这是新教-天主教文明从欧洲一隅扩展到全世界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时代扩展迅速，但因为缺少上述客观条件而难以实现新教-天主教那样的全球扩展。近代以来，伊斯兰的全球扩展主要以移民的方式进行。
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第一方阵的文明体，既不属于一神教也缺乏全球扩展的客观条件，因此，只能是区域文明。其他第二方阵的文明亦然。
二战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使得政治与军事的跨文明扩展因为缺乏正当性、成本高昂而变得非常困难，移民在移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非常有限，不大可能改变移入国的文明特征。
第三，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主导下建立的，国际规则主要体现西方的价值观与利益，显然有许多不合理的成分，理当因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即便如此，中国也反复表示自己的发展不是要替代谁，而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平心而论，中国无意、也难以另起炉灶，构建起一个与现行国际体系不兼容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历史与现实都为此作了注脚。历史地看，天下体系讲究“和而不同”“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此不谋求全球扩展，这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构成鲜明的对比。现实地看，中国长期坚持“不结盟外交”。新时代中国外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其内涵兼容于现有的国际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外交”等外交实践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外交实践，“亚投行”、“金砖机制”都是开放性的机制，在亚洲地区倡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反而是美欧为代表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不但未能超越一神教文明的内在缺陷，反而延续其历史传统，致力于新建、强化排他性的俱乐部，安全领域是如此，经济领域亦如是，因此才有奥库斯的面世、北约东扩与俄乌冲突、TPP与IPEF的酝酿。这些显然不是在推进全球的合作与发展，而是在分裂世界、制造对抗，却将之包装为“维护和平与稳定”、“保护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上述历史与现实是中国构建新型礼治秩序的基础。只有继续致力于构建开放性的地区秩序，才有可能获得周边国家的呼应与支持，从而构建起具有自身文明特征的地区秩序。只有倡导有利于世界的价值观（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文明共存），才能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家，“一带一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纪工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目标才能得以落实。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8月号，总第29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