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4日电／据澎湃新闻报导，数据驱动时代，数据资源利用已不再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与权利问题。本文以加拿大多伦多Quayside项目遭遇的“数据邻避运动”为例，分析其经验教训，并从建立数据治理体系、明确数据共享规则、强化数据伦理规范、完善协商沟通机制、探索数据产权制度、强化数据过程管理等方面，对上海数据治理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加拿大多伦多“数据邻避运动”的成因思考
加拿大多伦多市Quayside项目是由谷歌子公司Sidewalk Labs联合Waterfront Toronto公司在2017年计划开发的智慧街区项目，该项目基于谷歌前沿科技和数据，意图打造以人为本的智慧社区。然而，仅时隔三年，该项目由于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备受多伦多市民质疑与抗议而宣布终止。Quayside项目失败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缺乏健全的数据治理主体和规则体系
伴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界定数据权益的主体和规则就成为关键问题。Quayside项目的失败在于，当利用公民数据建立、改善和优化城市治理秩序与促进经济发展时，数据的采集、存放、分析、应用的主体和规则没有在项目启动时予以保证，引发市民对由科技公司主导未来数据世界可能导致的“霸权”予以抗议。大型科技公司作为市场的主体，同时也是数据的持有者，若无法对数据权益问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就必然会引发市民对个人数据隐私权利的忧虑。可以说，数据资源利用问题早已不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与权利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厘清数据权属和利益划分问题，明确数据治理的主体和规则，才能避免可能蔓延的数据邻避运动。
2、缺乏数据治理的监督和协调机制
伴随着数字素养的提高，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数字服务的消费对象，而是越来越多地产生和使用数据，参与城市治理并担任社会监督者的角色。Quayside项目中，由独立的第三方收集并存储测试站点中收集的所有数据，任何要求获得数据的政府或私人实体都必须提交公开的“责任数据影响评估”，任何收集数据的设备都必须由信托机构披露，这种“数据信托”的数据治理方式没有真正将市民纳入到第三方的监督主体之中。实际上，在数据治理中，市民关注的重点其实并非“第三方”是否存在、是否公正透明，却关注我是否是“第三方”中的一员，或者说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影响或左右“第三方”。因此，政府作为数据治理的管理者和利益协调者，应该充分对企业和民众利益进行协调，鼓励民众参与治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