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时，刘守英认为，形成中国不同体制特征的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特色。第一，超大人口规模和传统文化基因的国情。人口规模会决定国家的市场规模，也会决定国家在世界上的权重。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市场和消费对全球的影响力更大，自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而传统文化基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尽管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人们会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但不管怎么批判，它还会在，只是在某个阶段不起作用，或是起负作用，到一定的阶段后，这些文化就会激活。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在摆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根据不同时期的变化，将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不断进行中国化和时代化。
第三，体制变迁。体制变迁又可进一步分为三点，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导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刘守英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1921年以来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大差别就在于此。西方虽有党派，但没有一个党在一以贯之地引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变革基于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寻找和探寻制度变迁，它是解决问题、基于问题的。并且，在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后，我们又根据各个阶段出现的问题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形成整个中国体制变革的基本脉络。
此外，刘守英通过具体的对比，展现了中国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秩序的建构。中国共产党最初“以俄为师”，但很快就发现不适应，因为俄实际上是在城市进行暴动，而共产党当时的地盘主要在乡村，如果建立起乡村秩序，相对就能建立国家秩序。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核心，重构乡村秩序。刘守英表示，我们在整个革命时期的道路选择、秩序建构和体制建构，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建构提供基础，形成独特性。
最后，刘守英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未来的一百年不会比过去实现小康的一百年轻松。我们要建成的是现代化国家，而且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现代化国家，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