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立业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成绩卓著。当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推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绿色金融“五大支柱”，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一是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二是分步建设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序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三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进行评价。四是健全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推动形成碳排放权的合理价格。五是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引领国际标准制定。
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便利性，提高全球竞争力。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治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多边债务重组中坚决维护我国海外债权利益。对于海外债权，按照“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决策谁负责风险补偿”的原则，由金融机构和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相关决策部门充分考虑项目的金融可持续性，负责风险补偿。
（三）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各市场主体依法承担经营失败损失的法律责任。做金融是要有本钱的，金融机构股东要保证做实资本，资产扩张必须受资本金的约束。如果经营失败出现风险，也要首先进行“自救”，即通过资本盈余吸收损失，如果不够，则由股东根据自身出资依法承担损失，直至股本清零。如果“自救”失败，则股东承担机构破产重组或清算的法律后果，此时为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他救”机制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开始发挥作用。
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他救”客观上不利于形成风险自担的正向激励，往往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问题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例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有大型银行和农信社因职责和产权不清、行政干预严重等政策性原因积累了大量经济转轨风险。对此，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化解了风险，通过发行国债、外汇储备、央行票据、地方政府专项借款等注入资本金，并对不良资产进行了果断处置。通过“花钱买机制”，建立了资本约束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或央行出资的“他救”，一般以原股东破产清零为前提条件，要慎用，防止道德风险。
“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金融机构要建立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按照监管规则计提拨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塑造金融机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尊重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减少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推动资不抵债的机构有序市场化退出，通过股权清零、大额债权打折承担损失。
“自救”能力来源于市场经济下机构的股东出资和可持续经营产生的收益，“自救”的动力和自觉性来源于有效的监管。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建立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市场主体以自己的资本充足率为约束，股东负有主体责任，在出现坏账时，用拨备、核销、补资本的方式满足监管要求，保持自身稳健性。2017年至2021年5年间，银行业机构共计提贷款拨备超过8万亿元、核销不良资产超过6万亿元、补充资本金超过10万亿元。可见，商业银行的“自救”能力是在产权和监管的约束下，主要由自身的税后资源来实现的。
（四）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金融是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18年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但与此同时，监管不到位成为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进一步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一是把好金融机构准入关，加强对股东监管，防止内部人控制。二是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原则，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处置，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三是加强监管执法，丰富执法手段，强化与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部门协作。四是加快监管科技和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数据标准统一和监管共享。五是强化监管问责，查处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六是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确保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
构建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机制。责任清晰、分工明确是有效处置金融风险的前提，金融监管者负责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是金融风险的最早发现者，也应当是金融风险的纠正和处置者。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金融监管权力与风险处置义务并未完全匹配。金融监管部门祗有切实承担风险处置责任，才会真正努力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才有助于促进各方形成防范化解风险的正确预期。因此，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原则，依法合规压实各方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监管部门承担所监管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责任。地方健全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承担风险处置属地责任。
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财政部门收入源于税收，支出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央银行拥有法定的发钞权，开展货币政策操作，实现维护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在此过程中附带产生收益或者亏损。如果允许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财政也不可持续并产生债务危机。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规定，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对中国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稳定和改革成本应当年计提拨备，按程序尽快核销，并充实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进而保障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职，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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