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6日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其列入《深圳这十年》改革创新特辑的著作《生态与增长矛盾的突破——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圳实践与经验》，总结了深圳在走出生态与增长矛盾困境中形成的一系列先行先试经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协同发展具有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日，深圳特区报记者对袁易明教授进行了专访。
我们不能坐等“拐点”的到来，而是要有所为，要采取行动
深圳特区报：您在书中提到“当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什么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什么时候会到来？
袁易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观察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与环境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并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因此，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这种曲线不一定存在。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既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拐点”，那我们只要发展经济，等经济发展到“拐点”，环境质量的好转将是必然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可能会卡在曲线左侧的某个点上不去，环境会制约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发展走不出中低水平阶段，曲线的后半段就会出不来。所以我们不能坐等“拐点”的到来，而是要有所为，要采取行动。“拐点”能不能到来，什么时候到来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社会各方对环境的关怀。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做得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会提前到来。
深圳特区报：如何做才能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提前到来呢？
袁易明：在“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跟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想要环境质量好一点，经济就可能增长慢一点，想要经济增长快一点，那么环境质量就会下降得多一些。如何使得这种替代关系变为一种协同关系，也就是说环境质量增长的时候，经济也在不断往上走，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则需要调整。过去我们招商引资，企业只要能创造经济价值，能纳税、能解决就业问题就行。但现在我们还要看碳排放，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把企业在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自身要承担的成本，以此倒逼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考虑赚多少钱，也要考虑污染环境的代价。
二是政府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社会要行动起来。生态治理是全民共治的社会行动，是一项需要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三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使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提前到来，才能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替代关系变为协同关系。
深圳特区报：您在书中写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呈现为复杂的关系，它们有一定冲突，但又相互依赖，共存互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冲突好理解，“相互依赖，共存互动”该如何理解？
袁易明：相互依赖，共存互动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特别是到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这个阶段，环境跟经济的关系，由原来相互替代、相互抵消的关系变为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个阶段中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消费的升级，人们开始选购绿色产品，不再愿意购买对环境不友好的产品。那些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业的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这其实就是环境和经济发展互动之后的结果。
不仅如此，人们对环境的重视也会产生一些商业机会。比如说废旧物品的回收能创造经济价值，油耗低效率高的汽车会更受市场青睐。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些环保企业，生态企业的诞生正是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互依赖，共存互动的结果，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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