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0.41万元增长到1.46万元，增长近三倍。这意味着，2011年移动互联网元年的到来，正值我国居民开始消费升级。电商、社交软件开始迅速兴起，并逐步从媒体、零售领域扩散到衣、食、住、行几乎无所不包的生活服务领域。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化、较高的城市居民密集度和巨大的市场规模，移动互联网时期的消费互联网产业在我国发展极为迅猛。由于这一时期房地产行业仍在高速发展中，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效应被房地产溢价所缓冲。因此，虽然存在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即消费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快，产业互联网、制造业数字化进展慢，但整体上，中国的数实融合在这一时期更多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效应以及可承受的破坏效应。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实融合开始从消费端延伸到生产端，从制造业延伸到农业，从过去少数行业、少数场景的点状融合，朝着更为广泛、充分和深入的一体化融合方向突破。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和数据中心的协同效应初步显现，实体部门的数字化正在进入扩散与深化阶段。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看，数实融合也进入更为艰难的破、立交替时期。简言之，消费互联网的创造性效应趋于减弱，但产业互联网的创造性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第一，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消费互联网已开始进入慢车道。这直接体现为互联网投融资增速开始明显降低，投融资金额从2018年二季度278亿美元的最高点下降到2023年二季度的10.1亿美元的低点，投融资笔数则从2018年三季度977笔的最高点下降到2023年二季度的223笔，降幅达77.2%。在增速趋缓的同时，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消费互联网中的应用、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涌现，又恰逢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的疤痕效应、外需萎缩以及中国经济的主动性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减速，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消费互联网领域数实融合的破坏性效应，并弱化了其创造性效应。
第二，先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农业等实体部门的深度融合，也面临严峻挑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强有力的数字产业化作为推进力量。我国在这一领域，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国产化、自主化程度低，基础技术如边缘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国际竞争力较弱，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正处在艰难的爬坡攻关阶段，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数实融合创造性效应的释放。与此同时，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推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形成，展示出显着的全要素生产率优势的同时，也使得一部分能力弱、资本缺和规模小的企业进入艰难的转型期，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数字化转型高度依赖于企业能力、资本投入和人才储备，在转型过程中，企业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创造性破坏就像自然选择机制一样，会保留那些适应新范式的企业，淘汰那些没有采纳新范式的企业。
四
对数实融合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种种困难，不应悲观、退缩。化解新旧范式的转型困难，只能通过加快和放大新分工、新技术、新模式的创造性效应，抵消、覆盖和超过旧的生产范式被瓦解、被替代的破坏性效应，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持续动力。数实融合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经济发展不可能为了保留旧产业中的沉淀成本，而牺牲新技术的巨大创造性。无论是克服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期困难，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长期动力，都需要经历这一浴火重生的创造性破坏进程。只有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塑中国经济体系，才能实现“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对“成本优势”的替代。
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如何在释放创造性效应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破坏性效应，使经济社会系统在新旧交替中保持稳定性。既要在面对破坏性效应时保障好就业、民生，又要在释放创造性效应时秉持“生产力标准”。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释放数实融合的创造性力量，一是坚定不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领军企业和数字产业集群，统筹安全与发展，强化数实融合中“数”的推动力量。二是完善公共物品供给，不断提升从有形的数据基础设施到关涉数据治理、数据安全和数据确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水平，充分发挥包括制度在内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在推进数实融合中的正外部效应，提升“数”“实”部门间的协同效应。
缓冲“融合”的破坏性力量，一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结构调整，做好就业缓冲的政策预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主播等，要给予法律保护，使其有尊严、有保障、有发展，实现高质量就业。二是加强相关税收稽查和质量监管制度，严格依法界定“相关市场范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内涵，维护市场秩序。三是针对“融合”过程中因落后生产方式、落后产能的淘汰可能产生的市场主体转型甚至退出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提升企业数字能力，引导其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应最大程度利用、盘活可能被淘汰的企业和部门的资产存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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