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鲍莫尔—托宾”函数中的经济人持币关系不见了。货币市场的均衡点，不会因货币发行速度移动很多。
这3个画面综合一下就会发现，劳动就业市场不均衡了，生产销售商品市场不均衡了，货币发行持币市场不均衡了。如果用与总均衡理论对应的总需求管理、总供给管理来理解，可能就会得出让人沮丧的结论。
文章强调，问题不能只看到消极的一面。为什么经济的总均衡过程关系消失了呢？关键在于过去40年间，尤其是过去15年间，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不仅在就业市场，而且在产品市场，更在货币市场领域不断颠覆着整体经济的内在动力学机制，发动机的力矩始发点位移了，资源配置的内在逻辑也变革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概念没有经过二次分配，也没有经过市场途径，而是直接在技术和行为力矩方面发生的变革。对应地，人们的观念直接向两极方向发散，“好得很”与“差得很”两极评价同时存在。
对中国经济的观感也是这样。中国的大车间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大车间经济向数字经济过渡方面，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中国和美国在第一方阵，甩开第二方阵领头的日本和德国较大距离。在数字技术增长方面，中国和美国互有短长，在数字创新前沿技术应用，尤其是在消费平台建设方面，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为什么？在万物互联所需的移动联网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大幅领先于美国，中国的组货、供货以及直达消费端的流程比美国更加灵动、顺畅、便捷。在工业2.0（流水线及内部流程刚性过程再造），3.0（刚性流程与柔性流程二合一），以及4.0（对2.0和3.0合一过程生成的散装数据结构化整理变成数字中间品）方面，中国虽然稍有落后，但由于规模大，整体画面已经搭建完成，在6代数字企业的迭进过程中，中国都有不俗的表现。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具创新思维与能力。虽然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构调整和摩擦，但是更好地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生产转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生产，并向数字经济二次成长，数字智慧经济过渡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中国增长2024，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仍然乐观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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