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身份偏差：香港社会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归既开辟了香港历史新纪元，又赋予香港社会全新的政治身份和宪政体制。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贯彻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旧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义色彩。香港居民不仅可以轻易从表层制度上区分所谓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而且在认知层面依旧被“后殖民”心理架构所裹挟，甚至出现扭曲的“恋殖情结”。加之香港缺乏内生性文化资源支撑，依赖外生性文化资源挪用，导致自身归属“本土性”的自主建构能力不足，无力扭转殖民者英国、“他者”中国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体间对话的强弱格局，最终导向香港社会形成以“伪主体”意识为特征的身份偏差，削弱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书写”困境。因此，“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治理本质是针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去殖民化”，具备香港社会“转型正义”的性质。
“一国两制”一度面临以国民教育推广失败为显象的国家身份认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为例，一方面，“黄丝”教师群体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优于华夏文明的“文明等级论”，甚至煽动青年参与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等政治激进行动〔13〕；另一方面，培养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的优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国家公民”，认为“繁体字为正统文字”，藉此建立“爱国”“民主”对垒，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离于祖国和前宗主国之间，与“一国两制”处于精神对峙状态〔14〕。
3. 话语分离：香港舆论场的特殊性
“一国两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国家主权宪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区域”的逻辑起点，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香港、澳门围绕“一国两制”的舆论场在地方制度空间、经济发展结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进程等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异。具体来说，在地方制度层面，港、澳曾分别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领澳门的渐进过程经历入据、“租居”、侵占和扩张四个阶段，横跨300年之久〔15〕，占领澳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海关权、征收苛捐杂税和从事鸦片贸易来收敛钱财，这与港英时期改组法制系统、重整教育制度、划分阶层等级等意识形态经营模式迥异。在经济结构层面，香港始终是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等产业为主要经济动力，英资集团和外资企业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门作为博彩旅游、葡语国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陆游客消费，大部分产业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爱国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层面，“港独”势力依附于英国文化殖民的教育体系和抵抗内地的“夹缝谋利论”〔17〕国族镜像，澳门的爱国社团“则积极举办社会文化活动，不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