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相距近千里，然而，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无论是形状大小、壁的厚薄，还是刻画符号的位置和用力程度都高度相似。通过岩相鉴定分析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技术对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的矿物稀土元素及微结构等测试分析，两件器物均为在当地取土、烧制而成，出现相似性应该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尉迟寺古人很可能从山东迁徙而来，同时带来文化传统，制作出具有原生地文化风格的陶器，并在此延续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除“日、月、山”形之外，刻符多种多样，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更展示出当时文明的发展程度。这些符号与殷商时期一些表意字非常接近，它们究竟是某种图腾族徽，还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摹画，又或是古文字的雏形，目前学术界尚在探讨，但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它加深了人们对中华文明源起的认知。
文字是人类的足迹。从54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粘压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到5000年前古埃及人刻写在神庙石碑上的神文圣书，再到3300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甲骨文，文字推动了历史，也记录了历史。在中国的考古资料中，距今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有意识的刻画，开启了文字创造的先河。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均铺设出以陶刻符号为特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通道。
陶制重器
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是距今63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制重器，制作如此大型的陶制器物，非少数人的短期之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制陶文明的发展程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先民于1万多年前发明陶器，从最初简单粗陋的小罐、小钵，到器型稳定多样、装饰绚丽多姿的彩陶，再到技术精湛、工艺高超的“蛋壳陶”黑陶，及至印纹硬陶、釉陶，直到瓷器诞生，陶器的起源与发展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见证。一部中国陶器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创新、连绵不绝的活态发展史。
应当说，陶器的发明源于实践需求，又不断发展创新应用于实践。随着环境变化、社会发展和技术成熟，陶器的形制和功能日趋多元复杂，各类陶器的不同组合形式日益丰富。仰韶文化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庙底沟时期的花瓣纹彩陶、汝州阎村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郑州大河村的彩陶双连壶、马家窑文化的人物舞蹈纹彩陶盆和陶寺文化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中华大地不同地区先民创造出的代表器物都是时代的精品。从满天星斗到百川归海，它们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明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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