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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在香港尖沙咀一条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一起迎风飘扬。 |
中评社香港6月30日电／识港网30日发表【七一献词】潮涌香江 壮阔百年－－中共党史视野下的红色香港，作者为识港网评论员蒋怡，以下为全文内容。
是谁真正关心港人福祉、是谁始终珍视香港价值、是谁坚决捍卫“一国两制”，答案只有一个，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编者按：
一提到香港，人们总会与资本主义挂钩。在过去漫长的殖民岁月中，香港作为中国观察西方社会最近的视窗，似乎蒙上了一层面纱，给国人带来些许神秘色彩。但事实上，近百年来，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征程中，香港从未缺席。不论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与香港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从未中断。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回归24周年之际，回顾百年来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香港在党的奋斗史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理应作为今日我们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开启香港良法善治新局面的重要依据、根本遵循。
谨以此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回归24周年。
序 言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闻一多：《七子之歌·香港》
爱国诗人闻一多在1925年创作的《七子之歌》中，有一则关于香港的小诗。悲怆的呼唤，字字泣血，成为那个时代香港的烙印。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理念下，香港表面繁荣，贫富差距却相当悬殊，劳动者无所依靠，在殖民政府和资本家的双重盘剥下民怨鼎沸，香港劳动人民争权益、争待遇的抗争此起彼伏。
也是1925年，中国内地的国民大革命渐进高潮。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相继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以此为导火索，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受此革命氛围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港劳动者掀起省港大罢工，杯葛港英殖民政府，抗议帝国主义暴行，25万港人参与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站在了香港劳动人民一边，“外争国权、内争民权”，领导港人勇敢反抗西方殖民者，以爱国主义凝聚了大量热血青年。历史上这辉煌壮丽的一页，是中国共产党与香港不解之缘的开篇。
一、潮涌香江：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阵地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国民革命歌》
当国民大革命的风潮席卷全国，香港一度成为这场运动的暴风眼。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受爱国主义感召，大量罢工的香港劳工前往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成为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接下来的北伐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香港，省港大罢工持续整整16个月，其中所酝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彻底爆发了出来，香港民众的觉醒令港英殖民者大为震撼，也验证了香港对中国内地的严重依存度。1926年，港英殖民政府便不得不调整策略，在立法局中增设3个华人议席，吸纳华人加入管治团队，推出惠民举措，进一步提高劳工待遇，缓和民族矛盾。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性工人运动的序章。事实上，香港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早在1921年8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就委派邓中夏来到香港，领导与发动海员罢工，及至省港大罢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工入党，中共香港市委、中共太古船坞党支部相继设立，就连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设在香港。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尚属年轻，已获得广大劳动人民的真诚拥戴。遗憾的是，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遭受了可耻的背叛，在白色恐怖中，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大革命宣告失败。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非凡担当与勇气，已经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展露无遗，中国共产党与香港人民的血肉联系，牢固地建立了起来。
二、共赴国难：坚持红色武装的抗日通道
“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消耗我们的实力……”
－－温斯顿·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殖民者看来，香港好似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当产生利润时，尚且可以盘踞于此好好经营；当面临系统性风险时，则率先逃之夭夭。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还没等英国人反应过来，英国在亚太引以为傲的“威尔士亲王”号及“却敌”号战略巡洋舰就被日军击沉，英国人惶恐不已。面对日军的兵锋，驻港英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就全体缴械投降。
英国人走了，可香港人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生存，残暴的日军把香港也变成了人间炼狱。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据时期，香港至少有1万余名平民被日军处死。前养和医院院长、香港著名的外科医生李树芬回忆，当时他在九龙开办了一家医院，估计至少治疗了1万余名强奸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有些人被用绳索穿过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里。”而这个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人被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在东南亚、在南亚，到处都是溃不成军的英国部队。港人要反抗，所依靠的只有一支武装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就计划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1938年1月，在皇后大道中18号，出现了一家名为“粤华公司”的商号。在廖承志的领导下，驻港办事处积极对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在日英尚未全面撕破脸期间，驻港办事处作为中共抗日争取外援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初期，香港凭藉其自由港的优势，在日本对华的全面封锁下，承担了海外向国内运转武器、战略物资的重要任务，香港也成为支援全国抗日的特别通道。
1938年10月，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筹措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员和香港进步工人组成的红色抗日武装在现今的深圳坪山悄然组建。在广东地区，东江纵队犹如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利剑，对日寇进行了沉重的打击。1942年2月，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成立，对据港日军开展游击战。其后，港九大队策划了著名的“文化名人大营救”“盟军飞行员营救”等活动。在九龙、西贡、沙田一代，港九大队神出鬼没，著名的抗日英雄“刘黑仔”（原名：刘锦进）一度令日军闻风丧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以2500余名队员牺牲的巨大代价，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组织大小战斗1400余场，在艰难的敌后战场痛击日寇，有力地支援了港人的抗日活动。历史再次证明，只有强大的祖国才是港人最坚强的后盾，否则只能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香港人民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三、第三地带：打破国际封锁的对外视窗
“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日本败亡后，英国重返香港恢复殖民统治。但经历过二战的洗礼，世界民主潮流的兴起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旧殖民体系遭到巨大的冲击。港英殖民政府为了稳住阵脚，不得不转变传统生硬的殖民管治方式，推行柔性政策，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一块“飞地”，虽是中国领土，但既不属于国统区、也不属于解放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地带”，这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打破国际封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雅尔达体系支配下的世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新中国甫一成立就面临西方的封锁。党中央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提出对港澳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作为东江纵队撤回内地的条件，港英殖民政府同意中共在港设立代表机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香港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
从1945年起，《正报》《华商报》等报纸相继创刊、复刊，独家转载新华通讯社的电讯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打破西方传媒及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封锁，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进展。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文汇报》相继为党所用，《经济导报》《香港商报》先后创刊。由于左派报章立场鲜明，坚决站在广大香港人民一边，以爱国进步立场反映香港经济社会现实，不仅大受港人欢迎，也成为监督港英政府的舆论利器。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牢牢占据香港舆论场主阵地，香港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发声的重要视窗。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经贸的特殊性，成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的重要管道。1947年成立的华润公司，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龙头企业，建国后华润公司为新中国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资与援助物资。
除了中共创立的在港企业，香港本土商界的支援也必不可少。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打在家门口的侵略战争，新中国毅然参战，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美国人叫嚣道“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面对严厉的经济封锁，爱国商人霍英东不顾港英政府阻拦，冒着破产的风险，为新中国运送战略物资，支援抗美援朝。在此后的岁月里，霍氏家族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贡献力量。患难见真情，香港从来不缺乏爱国者，在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的奋斗历程中，总有香港人挺身而出，为国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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