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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最具定义能力的双边关系 |
中评社╱题：“中美关系的新周期：战略竞争、战略相持和新关系规范的探索 ” 作者：田飞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最具定义能力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是各自所在文明、历史、制度和规范的典范代表和相互斗争的主体力量。随着中国民族复兴进程的结构性展开和体系化定型，美国长期的“民主东方主义”战略受挫，民主价值观输出与市场规范改造遭遇中国自身文化和制度的阻断与反制，中美关系陷入“新关系规范”的共识危机。中美“新冷战”以多种形式爆发和呈现，但尚未构成全体系的定型认知和规范，拜登主义则以“战略竞争”定义和调控中美宏观关系，具有冷战性质但存在有限合作与冲突管理的余地，与传统冷战有别。从中国立场出发，中美关系出现了后贸易战阶段的“战略相持”特征和元素，需要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美国霸权的“韧性衰落”以及中国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斗争层面进行深刻的理论诠释和战略分析，从而澄清战略误判和历史主观性的干扰，为构想和理顺中美关系的“新关系规范”提供真实命题和有效思考框架。新关系规范在美国霸权的“自私捍卫”下难有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平视化”和“对等化”是不可逆转的新原则和新思维，也是中美关系一切斗争的评价和调节基准。在民族复兴的新周期里，中美关系的斗争风险和规范理性幷行，考验两种文明与两个大国的历史和政治智慧，也关乎人类和平发展的21世纪前景。
2021年11月11日，没有了既往“双十一”的繁华与浮躁，中国的公共生活聚焦到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这是一份总结过去百年、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面向民族复兴的里程碑式政治文件。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美关系进入新周期，一个从贸易战的“守势”逐步转向综合竞争的“均势”的标志性外交事件。2021年，中国国家哲学与外交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从既往的“韬光养晦”调整为“平视有为”。
中国的战略取向清晰自然：“平视”美国幷在有关技术、制度和全球治理领域展开有效竞争，以负责任大国的自我理解和实践行动维护和促进多边主义全球秩序，反制和限定美国的自由帝国霸权，从而积极探索中美关系全新的规范原则和交往规则。中美关系上的实力突破和规范重构，是21世纪全球秩序转型和真正“多边主义”国际法范式确立的破冰之举，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秩序变迁的规律和趋势。2021年是中美“平视关系”尝试建构的第一年，美国总体上幷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平视”，认为这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挑战，寻求以“新冷战”、“战略竞争”、“民主同盟体系”等霸权策略予以结构性压制，而中国则坚持从自身文明地位和国际法原则规范出发试图与美国建立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规范。中美关系探索新范式的新周期实质性展开，但其过程、风险和前景仍不甚明朗。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性建构，决定性嵌入了这一新关系规范的生成过程。
一、中美关系的长期视角：民主的东方主义
中美关系是东西方大国关系、文明关系乃至于全球性权力关系的最典型的缩影。美国对华认知和互动，始终带有一种改造和征服这个东方真正的文明古国的殖民主义冲动和道德虚荣感，也始终带有资本主义利益动机和市场占有意识下的强大经济理性。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美国即试图以市场、法治和民主的相关规范影响和改造中国，从租借地到广泛的市场、文化和精英网络的渗透控制。1898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试图协调控制各国在中国市场的征服与掠夺行为及其破坏性，建立有利于美国资本和文化影响力的竞争规则与秩序模式。1917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及国联架构，开始以世界主义立法者身份抛弃门罗主义，走向全球舞台中央。1945年罗斯福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战后世界秩序，基本实现了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文化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国民党政府也基于这一新世界体系而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常”之列。但美国的改造中国战略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和错失，它所扶植和控制的是代表中国权贵和买办利益的国民党政府，赋予中国超出其实力地位的席位也是基于长期控制中国的战略思考，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崛起及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打破了美国在100年时间（1844-1949）里对中国的市场占有和民主改造的“大计划”。邹谠教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详尽研究和论述了“美国失败”的来龙去脉。而美国教授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则钩沉分析了更长时段的美国“规训”中国及其失败的历史，幷提出了正面对待和评价中国法自主性和规范性的问题。
194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是短暂热战、长期冷战与接触和解的交替史。美国直接面对的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幷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后者的意识形态有效整合了民族主义、天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足观念体系和实践道路。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失败，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东方盟友的失败，更是美国长期的“东方民主化”战略的决定性失败。与搞定国民党所用的赎买、笼络和民主诱导方法及成效不同，面对意识形态对立、民族主义强烈且对全球治理抱有理想性追求和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必须寻找到新思维和新方法。在美苏冷战的僵持和间隙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寻找到了一种“接触主义”的新战略，即通过在外交与经济关系上对中国的有限接触和引导，分化中苏联合体系与社会主义阵营，幷最终实现中国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对接。接触主义当然是一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而不是对中国文明、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内在尊重与平等理解，接触过程所适用的基本规范和规则由美国定义、解释和执行。毛泽东晚年的外交与世界体系策略调整，使中美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机，美国的接触主义初显成效。接触主义真正结出制度性硕果，是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国对美的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以经济建设和韬光养晦为中心的历史新阶段，一般称为“邓小平时代”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段也确实出现过对美国文化与民主的“顶礼膜拜”，甚至出现过严重的民主政治风波，但中国共产党经受了相关的政治考验，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坚定和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对中国的“接触主义”具有分化中苏关系和引导中国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导致了苏联陷入危机和解体；但后者幷不顺利，遭遇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的严格警惕和阻断。美国显然过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响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开启访华破冰之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存在接触和对抗的二元性和关系波动性。中国领导层从未放弃对自身文化与政治道路的坚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中方赫然写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表明中美关系必须经受“压迫-反抗”的斗争和历史考验，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世界体系理论，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苏被作为超级大国和冷战霸权对待，其他发达国家处于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国确认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做国际正义事业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改革开放幷没有真正改变“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而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之国家精神标志的八二宪法，也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稳定之锚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彭真等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说明中均明确坚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风波是重大政治考验，是“接触主义”的一个特定政治后果，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历史性失败风潮的波及，是大气候与小气候的交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因此而失败或解体，反而更加坚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坚信祇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去，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国对中国推行的长期“东方民主化”战略以及作为其变种的“接触主义”，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面临根本性的政治失败和意义挫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可能造成“资本家”的主权和专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种想象中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单纯成为美国资本和优势技术的长期“血汗工厂”和剥削对象，沦为资本世界产业链上的“经济殖民地”。有两个关键性事件刺激美国作出了改变“接触主义”的战略决策：其一，十九大报告及其党的全面领导、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提出，美国看到了一个意志饱满、斗争坚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体系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的历史演变与西方民主道路及对美依附性严格不相关；其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主权”的崛起和挑战，对美国稳固的技术霸权和专利“红利”造成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安全网络和监控体系构成刺穿和压制的压力。但美国打压华为的国家级行动幷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国正当维权的阶段性胜利告终。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经济体系博弈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的统治精英产生了所谓“战略警醒”甚至“中国恐惧”，中国威胁论近些年在美国已无需事实论证即可成为国会立法、媒体论辩与社会商谈的“默认”前提。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铁幕演说”宣布了“接触主义”的历史死刑，“遏制主义”成为新战略，中美新冷战启幕，且幷不以总统换届和拜登主义政策的某些调整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或逆转。
二、战略竞争：拜登主义的“新冷战”外衣
最近十年来，中美关系面临质变，这是所有严肃的观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到处呈现，但在涉及中国的法案上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而且立法审议过程中极少见到对中国的正面解释或辩护，呈现出“一边倒”的政治正确性。对中美新的大国关系，美国战略学界有尝试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脱钩”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战”定位的。这些对华新战略与新思维的多种形式的尝试，在2016年以来的特朗普主义风行时期特别活跃，但幷未形成稳定的共识与概念。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界定为“主要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但中美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在具体性质和规范上仍然不够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但其“交易的艺术”以及拿原则问题做交易的习惯，导致美国极大损害了盟友体系和软实力基础，未能迫使中国就新版中美贸易协议的极端版本签字，祇是签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20年1月），幷随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对冲及特朗普败选的搁置。贸易战暴露了美国的实力短板和霸权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国的战略自信和进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续斗争及其结果就是例证。
尽管美国官方幷未稳定使用“新冷战”来定位新的中美关系，但“合作”显然已经不是中美关系主轴。拜登政府在评估和确定中美关系基本路线时，反复在“竞争”、“对抗”、“合作”之间考量与组合：一方面，拜登主义对具有“新冷战”性质的特朗普主义进行批判性评估后决定继承其基本盘，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脱钩”，而仅仅在有利于美国经济民生的有限领域恢复合作及“再挂钩”，最终确定了“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导性政策路线；另一方面，拜登主义更加重视民主同盟关系和反华统一战线的建构，以及通过软实力与普适价值的“过度政治化”利用构筑围堵和限制中国的庞大世界体系，“民主峰会”就是拜登路线的最佳写照。
美国国会在2021年重点推进《战略竞争法案》，整合与强化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遏制、脱钩与发展限制，幷刺激挑动中国周边矛盾，滥用“台湾牌”遏制中国发展进程。这一法案思维还衍生出一系列具体和个别领域的相关法案。“战略竞争”是一个刻意中性化表达的对华新战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从表面上不愿意简单而直接地继承“冷战”遗产和话语，尽管其具体行动和政策细节符合“冷战”的基本历史和规范。上世纪的美苏冷战给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盟友造成了严重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伤害，也在西方社会留下了心理伤痕；而且中国与苏联不同，是一个在文化上更和平、经济上更易于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沟通余地的东方国家，不是“战斗民族”，也不是“霸权国家”。美国直接以“冷战”进行对华政策动员和具体实施，其价值感召力和具体执行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战略竞争”则不同，以维护西方民主和市场竞争规则为名义，容易在形式上与传统“冷战”相区别，也容易从价值观安全和产业链安全角度说服盟友跟进，更可以对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最大公约数”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个非常符合民主党“政治虚伪主义”的高端话术与新概念。对普通美国人及美国盟友而言，“冷战”或“新冷战”会让人产生即刻的历史联想和不适感，但基本没有人会质疑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也不会去怀疑这种竞争对民主和市场规则的西方范式的规范性运用。“战略竞争”及其政治动员和行动体系，是拜登主义对华政策的“巧实力”，也是对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最具威胁性的概念和思维。
就其本质而言，“战略竞争”幷不是相对和平的“接触主义”的延续或变种，而是美国“新冷战”的概念和技术伪装，其本质仍然是“冷战”思维和方法，是全体系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对中美关系的固有基础、地缘安全与合作体系以及全球性的和平基础、产业链稳定性及共同的全球化增长前景构成结构性撕裂和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规范，不是美国单方面性质的“战略竞争”，中国也不可能简单顺从美国的竞争规则和利益精算体系，而是追求一种“平视对等”的、更合乎国际法规范与中国长期发展利益的新关系规范。同时，中国必须在应对美国实质展开的“战略竞争”与国家利益极端挑衅过程中充分揭露这种“伪竞争”的霸权属性、冷战危害性及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性破坏作用，运用国家实力和国际体系内的和平发展力量予以制度斗争和精准反制。2021年6月，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反外国制裁法》，迈出了依法反干预、反制裁涉外法治斗争的决定性步伐。
面对具有“新冷战”性质的美式“战略竞争”，我们需要回溯中美关系及其斗争的长期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要对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正义斗争精神有追溯和激发，又要对1974年“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体系战略有重新理解和创造性运用，更要面对中美长期斗争的艰巨性和风险性而回溯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持久战”意志和智慧。而今日中美关系中的“持久战”正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目标和根本利益。“战略竞争”的战场是全体系、全天候、有形和无形交织以及长期性和风险性幷存的，更加考验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体系和中国人民的定力、进取心和持久团结奋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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