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三十年：汪道涵与中评”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国评论》月刊社长、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摘要】汪道涵会长是要求我们把《中国评论》月刊办成一个思想交汇的平台，要让不同的意见在这里交集，最后形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是讨论问题，是凝聚共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舆论斗争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办成纯学术杂志或者一般的新闻时评杂志，更不能办成通俗杂志，不能变成一个祇会喊口号的宣传机器。
我从事港澳及两岸关系新闻报道工作始于1982年，在近40年的工作历程中，其中30年主要致力促进两岸新闻的双向交流，30年中又有24年是致力构建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平台。非常有幸的是，在1997年至2005年的7年多时间里，我们是在汪道涵会长直接指导下创办与运作《中国评论》月刊、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构建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网。因此，对于汪道涵会长的沟通两岸的新闻思想的理解，我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深刻。
一、《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的奠基人是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1993年12月，我当时任职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分管两岸及港澳、华侨华人新闻报道工作。为了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我与时任台湾《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黄肇松、副总编辑俞雨霖合作，共同在上海举办浦东与长江流域开发的两岸经贸论坛，这是两岸交流的首创。《中国时报》向我们提出条件：务必邀请汪道涵会长出席论坛的开幕式，为此，中国新闻社社长诸有钧带领我们一行去拜见汪道涵会长。第一次是与汪道涵会长共进晚餐，席间，我谈及采访国民党“十四全”的感受，汪道涵会长大感兴趣，立即放下筷子，让服务员拿来纸笔，亲自作记录，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又不停地记录，基本上没有夹菜，我也不方便吃喝，这个晚餐是饿着的。汪道涵会长在餐后又邀请我们第二天上午到他的办公室再叙。去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让我们一行坐在上席，自己搬个有写字板的板凳坐在下席，就台湾情况继续问了很多问题，我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汪道涵会长对台湾的问题的关心与瞭解程度，超出我的想象，他的智慧与胸襟，让我仰止，他的礼贤下士的风范，令我折服。
1996年，面对两岸关系濒临战火的空前危局，我与周建闽等多位好友讨论创办一份以理性沟通两岸的智库杂志，以思想来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时候，上海东亚所所长章念驰提醒我们说：为何不去找汪道涵会长呢？他一直都有办刊物的想法。见到汪道涵会长之后，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汪道涵会长说：“两岸沟通需要借船出海，支持你们毫无问题，总之一句话，配合你们、支持你们、帮助你们，我当你们的联络员。”
时任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的张铭清曾经这样撰文回忆说：“汪老把借船出海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他不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已经付诸行动了。在‘十五大’期间，他就多次与有关方面谈过。他还就《中国评论》月刊的社长、总编辑人选亲自进行认真挑选，属意中新社副总编辑郭伟峰、港台部副主任周建闽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辑。我听了暗自佩服汪老知人善任的慧眼，这两位真是《中国评论》月刊的不二人选。他们不仅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和过硬的新闻业务能力，而且对台湾的情况非常熟悉，还是我多年的好友。”
在汪道涵会长的亲自指导、帮助下，《中国评论》月刊于1998年1月正式在香港创刊发行。一叶小舟，就这样鼓足勇气张帆出海。
关于如何办好《中国评论》月刊，汪道涵会长与我们有非常深入、频繁的交流讨论，有非常具体周全的指导，在整个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汪道涵会长已有成熟的新闻思想，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具有共同性、共构性、共享性的思考下，汪道涵会长关于两岸关系新闻传播思想也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了中评社的发展过程，直至今天，乃至未来。
二、汪道涵会长关于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具体思考与理论指导
在与我们十多次讨论如何办刊的过程中，汪道涵会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我们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至少涉及几十个问题。我曾经说过，《中国评论》月刊真正的社长和总编辑是汪道涵会长，我和周建闽不过是忠实的执行者而已。汪道涵会长是把自己对两岸前途、国家命运的深层次思考，都折射到这本杂志上来了。其中的10个问题尤为重要，为《中国评论》月刊乃至中评社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历史的责任：
1、关于刊名问题：汪道涵会长带领我们进入了具体策划创办杂志的环节，他认为我们原先为杂志起的名字《中国统一论坛》月刊不理想，应该改为《中国评论》月刊。我问这个刊名会不会显得太大了，汪道涵会长回答说：“这个刊名气魄大，这样一来，杂志评论的范围更大，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大陆问题都可以放进去，读者的面也更广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领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动，一下子就拓宽了受众的广度，增加了内容的深度，更是构建了两岸理性思维对接的高度。
2、关于在哪里办刊以及个人志向的问题：《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办？汪道涵会长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在大陆、在澳门或在台湾办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后他指出：《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香港办，香港有办好这类思想型杂志的条件。香港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需要观察，需要总结经验。港台关系密切，“一国两制”对两岸和平统一有重大参考价值。《中国评论》月刊应该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我和周建闽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办刊，1998年1月，《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问世。
汪道涵会长还用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岭南大学的演讲名言来激励我们：“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说：“历史上大官有千千万万个，《中国评论》月刊办好了就祇有这一个。”汪道涵会长的执着，坚定了我们扎根香港办好杂志的信心。
3、关于经费来源问题：为了保证《中国评论》月刊能够保持独立性，可以在两岸及港澳发挥客观包容的作用，汪道涵会长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则来办刊，无论是月刊的采用文章标准还是资金来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党、三不沾靠财团、四不沾靠社团。舆论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断决策，经济上一切要靠自己从市场获得。因为有这“四不沾靠”的约束，《中国评论》月刊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两岸构建了相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起初，我与香港一家财团商谈了合作事项，并草签了合作协议，这个财团规模实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会长表示不看好，后来我们就停止了合作关系。当然，汪道涵会长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话：“要你跳楼，就让你办杂志”，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动不已的是，汪道涵会长亲自帮忙给杂志介绍广告，他也同意要获得来自市场的合理资金，他还说：“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成为香港新的‘资本家’，用自己赚来的钱办好月刊。”在汪道涵会长鼓励下，我们自力更生解决了杂志的发展经费。2004年，徐鹰专业团队加入，与我们合作构建了中评社、中评网，实现了通过网络沟通两岸的构想，对此，汪道涵会长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数时刻，他向我们这个新团队转达了问候，对中评社、中评网表示支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为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更大的贡献。
4、关于编辑方针问题：汪道涵会长教导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的立场，多刊载说理的文章。汪道涵会长具体提出了办刊的十二字方针：“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他提出，一定要把杂志办成一本两岸、港澳以及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精英都要看的刊物，应该出思想、有理论，切勿热衷搞过于琐碎的信息，要让读者有思考的空间，而非去面对奇闻怪论。杂志首先要有相容性，其次要坚持客观性，第三就是要说理。
我们理解，汪道涵会长是要求我们把《中国评论》月刊办成一个思想交汇的平台，要让不同的意见在这里交集，最后形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是讨论问题，是凝聚共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舆论斗争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办成纯学术杂志或者一般的新闻时评杂志，更不能办成通俗杂志，不能变成一个祇会喊口号的宣传机器。
5、关于作者与内容问题：汪道涵会长认为，《中国评论》月刊必须占据战略高度，作者应该包括两岸、港澳及海外的，稿件的构成应该是334，即大陆作者为四成，台湾作者为三成，香港及海外作者为三成，要谈统一问题、台湾问题，也不能不谈香港问题，在港必须言港，还要谈国际问题，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问题。杂志应该办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的平台。汪道涵会长特别强调，关于中国问题有“三论”会长期存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前途不确定论”，对此，《中国评论》月刊要多发表文章，用事实说话，释疑解惑，发挥独特的理论解读作用。汪道涵会长说：没有纯粹的台湾问题，不要孤立地看台湾问题，要把台湾问题摆在全球大格局中来做思考。
经过24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组织起了庞大的作者群，《中国评论》月刊已经发表了数千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中评社采访了数万次专家学者，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了4500多种图书，中评智库基金会与200多家智库签约合作。其中仅思想者论坛一个项目就坚持了24年，至今举办了378场，共有2799位专家学者参与。最为重要的是，其中台湾、香港、澳门、美国、韩国、日本的参与者超过了一半，达到了汪道涵会长设定的目标。
6、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汪道涵会长每次与我们商讨办刊事宜的时候，他都会谈及中美关系，明确指示《中国评论》月刊要深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他指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他预判中美两国的力量同时上升必然会引起全球格局以此为支点展开变化。因此，对中美关系既要有战略远见，也要有外交智慧，也必须有理论的创新。他要求《中国评论》月刊要参与到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构建中去，不能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一定要以稳定中美关系为出发点。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汪道涵会长正在全力以赴开辟中美第二轨道安全对话。由此，《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一直把中美关系稳定与发展作为重要的关注内容，即使在中美关系几近破裂的时期，我们也没失去信心。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务必寻找新的起点，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式循环递进。
正是在汪道涵会长的指导下，《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逐步形成了在中美关系上以和为贵的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以和平合作不对抗、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思维来对待中美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中美关系大局观。即使在中美关系遇到最恶劣状况、中美关系危若累卵的时刻，我们也能坚守三大原则不动摇：第一，要有助于清晰判断中美战略意图。第二，要坚决反对中美之间的鼓动战争意图。第三，要充分理解中国调整中的对美政策，要支持和平与发展的政策主张。
7、关于沟通与发展问题：汪道涵会长一再叮嘱我们，《中国评论》月刊在两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要发挥沟通的功能，他认为两岸当局的沟通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急迫需要一个能够公开沟通的媒体平台。因此，先让月刊在香港站住脚，然后可以创办出版社，为两岸的专家学者出书，出版社与月刊可以相辅相成，最后应该建立网络媒体，利用网络新技术来沟通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要为沟通而发展。中评社的发展就是按照汪道涵会长的规划一步一步实现的。时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辛旗先生在追忆汪老的睿智与风范时说：“汪道涵在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万事莫如沟通急’，的确，他一生都在为两岸的沟通积极奔走。”“万事莫如沟通急”，也是汪道涵会长对我们的殷切期待。
现在，《中国评论》月刊与中评社沟通的作用在于促进两岸民心民意的沟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动两岸主流知识分子进行相向而行的认知沟通、争取各类观点多维趋一的效果。沟通的基调是平和的、说理的、善意的，让各方都感到有必要的，在两岸之间实现有效沟通。
8、关于对待民进党人的问题：汪道涵会长认为，台湾政局有可能进入选举政治与政党轮替时代，无论如何，大陆会敞开大门，期盼两岸双方能够在既有基础上对话与谈判。与此同时，也要提醒台湾的执政者，如果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进行严重挑衅，就会把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推向危险的边缘，和平统一机会之窗就会关闭。汪道涵会长特别指示：要重视民进党人，对其“台独”立场无法苟同，但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客观的问题要作思考。他还明确指示，可以向一些民进党专家约稿。汪道涵会长这个指示，在1997年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有石破天惊的味道。但是，这个指示，开拓了《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与具有理性思维的民进党人的互动关系。
9、关于对待台湾同胞的问题：汪道涵会长在台湾问题的思考方面，最令人感动的是具有浓郁的民本思想。他常常说：“对台工作争取民心是第一位的”，“与台湾朋友交流要易位思考”。前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张铭清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汪道涵会长的话：汪老说，“要以争取民心为出发点，所以要从台胞的心理考虑，要知己知彼，两方面都要瞭解，不能自说自话。他还引用清代赵藩在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强调国家的统一要使台湾人民心服口服，两岸统一是一个渐进、曲折、长期的融合过程。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和耐心，历史上的融合都是不容易的。两岸隔绝了几十年，两岸同胞需要从几十年的敌对状态下走出来，达到民族认同和构建共同的利益基础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这些话，也是汪道涵会长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更是《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永远把台湾同胞看作亲人、从不口出恶言、至今能够保持和平统一舆论定力的根本原因。
10、关于共议统一问题：汪道涵会长对我们反复强调，要通过杂志推动两岸政策论述的创新。从汪道涵会长最早向我们阐述的“共同缔造论”开始，到1998年10月14日，汪道涵在与辜振甫于上海和平饭店八楼和平厅举行首度会晤时提出这“八十六个字”：“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从历史角度观察，汪道涵会长应该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的创新者、奠基者。中评社有幸在汪道涵会长的指导下，见证了历史的变化，更是得以为和平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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