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20日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带来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中国传导的压力在加大。那么，该如何评估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中国又该如何超前应对呢？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苗头已经出现，其根源在于不平衡的货币政策。
近期，美联储提出将于3月加息并缩表，表明美国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到了逆转时刻，这必然给美国股市和全球股市带来震荡。
短短两年时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初的4.2万亿美元扩张到了目前的8.8万亿美元，其流动性已经到了“发高烧”的地步。通过大规模印钞发钞，美国一方面刺激投资需求，托住并拉高了股指，另一方面刺激和稳住了消费。但由于美国内部经济失衡，产业链存在结构性痼疾，其货币刺激手段将导致反噬效果。
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在2019年已达到历史性高点，却又在2020年3月本土疫情大暴发时逆势上涨，到目前涨幅达40%左右，其背后动因就是货币超发。可以说，股市暴涨就是实体通胀的前奏。只是在疫情掩盖下股市和实体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背离而已。
随着美元加息和缩表，欧洲央行有可能加息，英国则已经加息。其他一些经济体也将采取收缩政策，将诱发美元、欧元等回流，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其中，美国股市很可能发生灾难性调整。
其次，要透过金融现象的浮云，看清楚主要国家实体经济的走势。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现高通胀，是货币政策和制造业两种“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国家在抗疫政策上犹豫不决，错失了调整和稳定经济的良机，之后通过货币刺激需求，使大量资金涌向股市和大宗商品。同时，由于交通、物流不畅，一些行业劳动力短缺，制造业难以恢复，物价必然节节上升。过度的流动性对稳定物价有百害而无一利。
按照前期美国构建的“主流观点”，其通胀率大幅上升是经济持续复苏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步降下来。这个判断是片面的，因为遵循资源全球化流动的逻辑，通胀也是结构性的，是可以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传导的。美国是全球化布局资源的典型国家，它的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仅靠本土范围内经济活动来维系的，美国资本控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从事经济活动，支配资本、物资、资源，其经济复苏必须依赖全球主要合作伙伴。所以，其内部货币政策推升通胀，其进口产品也会推升通胀。这就导致通胀不可能短期内回落。除非其恢复一般商品的平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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