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当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被雄心勃勃地推出时，美军肯定不会想到，当年瞄准的“颠覆性技术”群，至今未有一项真正起到颠覆性作用。相反，其他国家在部分前沿技术领域已有“反超”之势。2018年3月，“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交付俄军。同年12月，“佩列斯韦特”开始担负试验战斗值班任务。2019年，俄国防部长宣称，“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已在战略火箭兵5个导弹师担负值班。据称，“佩列斯韦特”能发射高功率的激光束，射程很远。
在高超声速技术方面，作为先行者的美国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俄罗斯目前已部署多款高超声速武器且已投入实战，美国最有希望量产部署的空军AGM-183A高超声速导弹却接连在基础实验中失败，陆军远程高超声速武器刚刚进入试验部署，距离实战部署仍需时日。不难看出，美国寄希望于激光武器快速成型以“变道超车”，但又不得不受制于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忍受“变道‘堵’车”，急躁心态可想而知。
存在诸多“死结”，尚待求解
从武器研发的规律来看，在未知领域摸索前进时“试错”“徘徊”不可避免，但更让美军焦虑的或许是，半个多世纪来，仍有一些激光武器研发的关键问题时至今日仍然近乎“无解”。
首先，实战环境对激光效能的影响较大。激光由处于激发状态的原子（或质子、离子）受辐射产生，其形成和传播过程对外界环境要求较高。空气中的灰尘、雨雾等，都可能对光介质产生折射、吸收、散射和击穿效应，从而使激光出现路径弯曲、功率衰减、光强起伏、光束扩展和畸变等问题。实战环境中的传播条件无疑比自然条件还要恶劣，并且高机动带来的强震动对激光源生成的稳定性也是一大考验。这些问题都植根于激光武器的“基因”中，难以根除。
第二，激光器对可维护性要求较高。鉴于激光武器对环境因素天生“敏感”，可以肯定的是，作战中必定会出现大量故障或损坏的现象，这就对激光器的可维护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激光器本身就是一种精密仪器，组装维修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更换光纤固体激光器的光纤模块要求在洁净空间进行；现场维修的激光器必须能够快速调试校准，以便尽力压缩作战输出间隙等等。这些在战时恐怕难以完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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