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任何行政行为理应于法有据。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当前香港疫情已经进入“战时状态”，那些在常态化条件下制定的法律和规定，包括医疗资源分配、隔离设施征用、专业人士资格、检验技术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等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抗疫工作的方向和路径。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之举，在疫情爆发的危机期间，管治者绝不能指望病毒去适应法律，而要想方设法使法律最大化地去支持有效抗疫。那些沿用多年的所谓“制度”或“惯例”此时必须为抗疫让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我们深知，这涉及方方面面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订，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甚至不排除需要启动紧急法等特殊法律，以做到最短时间一揽子出台一系列“战时条例”。我们认为，当事者必须拿出魄力、当机立断。因为，抗疫工作凌驾一切，市民生命凌驾一切！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二十多年来，一个重大教训就在于一些本该由特区政府完成的法律动作，特区政府并没有履行到自己的“主体义务”，这才迫使中央不得不出手。以前或许还可以将其怪罪于反对派在立法会拉布，但在爱国者治港的今天，如果特区政府还是做不到、做不好，就真的只能怪自己了。我们希望，有关负责人士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做当做之事，负当负之责，坚决打通制约抗疫的制度瓶颈与阻碍，为调动运用一切社会资源力量提供坚强法律保障，真正实现有效抗疫和依法治港的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