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云汉就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双边关系接受中评社专访（太和智库供图） |
此外，特朗普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比如他针对华为，要把华为放在黑名单上，首先要限制美国企业供应重要的软件和零部件，另外不准美国的电信营运商购买华为的设备。禁令一出，人们都以为一场全面封锁华为的战争已经吹起号角，但仔细看，具体的落实都打折扣。很多美国企业寻求豁免，另外许多美国的中小城市因为采用了华为的设备，需要华为持续提供零件更换和工程师进行软件升级，所以美国商务部马上又宣布该条禁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宽限。再比如大阪峰会后，特朗普对价值3000亿美金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又宣布推迟对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这是因为美国的零售业全面反弹，加征关税的这些商品很难找到替代的供应来源，会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进而影响到特朗普的选票。
对此，美国华尔街也非常敏感，他们过去低估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没有想到贸易战进行到今天，仍然看不到熄火的可能，因此华尔街给特朗普释放了非常强的反馈信息，就是出现股价的连续调整，另外就是美债利率开始倒挂，这等于告诉白宫，如果贸易战继续升温，美国经济会进入衰退。那么当特朗普寻求连任总统时，如果美国正好面对经济衰退，这对他来讲是巨大的挑战，何况如果一旦落选，他要面对司法官司，大概要坐牢的。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中美关系面临四重矛盾
朱云汉认为，要在一个更广阔的分析架构下来了解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各种波折。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正好都叠加在一起，让中美关系遭遇到非常多的新困难和新挑战：
第一层矛盾是美国国内社会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社会内部分配的两极化问题。在过去二十至三十年中，两极化问题在美国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沸腾的临界点，真实情况是，部分群体的工作受到威胁，收入面临倒退，许多人面对严峻的失业问题。应该说，美国参与全球经济、跟中国发展非常紧密的经贸等方面的往来，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可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红利，在美国内部的分配非常不均匀，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享受了多数的好处，没有让美国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普遍地分享，所以这个矛盾是不断地在累积。
由此可以理解特朗普为什么会划定这样非常激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政策方向。特朗普基本锁定了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其次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另外就是穆斯林。因为民粹这样的政治风潮，特朗普在共和党里快速崛起，然后当选，所以他把问题简单化，指责其他国家“窃取”美国的工作、财富和技术，调动很多群众的不满情绪，把矛盾引到“替罪羔羊”身上，借此让美国那些因为全球化受损的人发泄他们的不满和挫折。处方有没有效不重要，但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项政治表演来讲，有这个需要，他要向选民证明他是真正在兑现他的选举支票。
第二层矛盾是中国的快速崛起。的确，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可能会替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70年中一直是全世界的唯一超强，美国的军事、科技、金融各方面综合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没想到中国居然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快速攀升，并且未来可能会在很多方面会超越美国，至少跟美国平起平坐。这对美国人来说心理上完全不能适应，所以美国内部会有焦虑，想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