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去是在对华接触政策的大框架下去处理台湾问题。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已经开始“以中国为敌”并进一步调整其台海政策。“9·11”时间后，其台海政策又开始大幅度回调，这样的政策一直延续至奥巴马时期。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有了再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迹象，从当时出现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可见一斑，但是这种对华政策的调整并不像后来的特朗普时期那样赤裸裸。从特朗普时期直到拜登时期，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战略竞争。在这个框架之下，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领域给民进党的“台独”政策推了一把力。特朗普时期出现了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很多人认为，到了拜登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会缓和。然而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当今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拜登政府将中美关系分为三块，认为中美关系中有一部分是可以竞争的，一部分是可以合作的，一部分是要对抗的。我认为，美国将台湾问题放在对抗的领域，虽然它表面上并不会这样说。
美国在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把台湾地区作为中国大陆的“麻烦制造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政治上推动价值观联盟战略、外交上孤立中国大陆、战略上围堵中国大陆。民进党当局从挟美谋“独”、搞“一党独大”角度去思考和处理台湾问题，把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视为推动“台独”的“机会之窗“；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而未强阶段的当下，看成推动“台独“的“最后的时间窗口”。中国大陆则是在民族复兴的大框架下思考和处理台湾问题，在这个大框架下，和平稳定、融合发展是最佳选择。因此，三方在思考处理台湾问题上并不在一个频道，矛盾冲突就随之出现了。
现在台海局势的风险很大，不仅大陆方面和台湾当局失去互信，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互信。对于台湾当局和美国所作所为的底线，我们很难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过去常说的“美国对台政策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个判断已经不适用于今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都想把两岸能推多远是多远，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中评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对此，可以作何理解？
郑剑：台湾问题是近代以来产生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解决台湾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于建党百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
首先，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对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体现了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不变。
大陆对台大政方针向来是一贯的、连续的，但是在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背景下，这段涉台论述就呈现出特别的意涵。众所周知，现在社会各界有各种关于“两岸战争”的猜测。但是十八大政治报告、十九大政治报告、建党百年习总书记的涉台讲话、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的涉台讲话以及此次十九届六中全会涉台论述都一直在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本意来说，这是一种长期政策、一种最好追求、一种最佳路径，这是被写入党纲的，具有恒定性。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争取台湾民心；二是大陆的改革开放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而两岸亦可以通过大陆的开放加深了解、加深认同、化解分歧、解决问题；三是要顺应当时的国际形势、争取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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