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放权将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新态势形成
文章强调，授权放权清单出台，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不仅对于2019年的国资国企改革是有力推动，对于整个国资经营体制的形成将起牵动全局的作用。
国资改革由顶层设计进入操作实施阶段，也是国资监管自我改革、脱胎换骨阶段。国资改革围绕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这一主线，一个接一个文件，一步一个脚印，向实处走。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精简43项监管事项；2018年国资委出台了《国务院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试行)》，明确了9大类36项权责事项。2019年4月19日，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明确提出分类开展授权放权等改革要求。6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公布，下面要公布权责清单。这些都是把刀刃内向的事情，每一动作都牵涉切身利益，没有改革的决心，是动不了手的。
改革的决策主体是企业，改革的重心由监管机构转移到中央企业，逐层下移。过去，改革的“球”总是抱在教练怀里，现在把球交给球队长了，就看球队长怎样打球了。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加大授权放权，意味着赋予中央企业这个“球队长”更大的责任，意味着对企业加强行权能力建设、自我约束、规范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国资委对于这次授权放权有个答记者问，提出《清单》的授权放权事项已经明确，各企业不能抱有“有了政策等细则，等了细则要支持”态度，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把这项政策用足用好。
由“层层捆绑”转变为“层层松绑”，把授权放权落实到各级子企业或管理主体上，让企业与企业的人有改革的获得感。授权放权不能只停留在企业集团总部。集团公司也要对所属企业同步开展授权放权，不能把授的权、放的权抱在集团公司怀里。中央企业集团这一层是宏观主体，中央企业不能当“第二国资委”。如果继续把球抱在怀里，企业也会哇哇叫的。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让企业与企业的人来享受到改革红利，改革才会得到拥护和支持的。
国资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由理论上设计转入实际上操作、制度上完善阶段，《权责清单》公布将完成“闭环”。这次《清单》授权、放权，两个字大有讲究。《清单》中的授权事项是将出资人权利授予企业董事会或企业集团行使，事项前加上“授权”的表述。放权事项是将下放或归位于企业，事项前加上“支持”的表述或直接对事项进行阐述。下一步，国资委权力与责任清单进一步修改并出台，清单以外的权限，都交给中央企业自己把握，这是带底线特征的文件。意味着党的十九大部署的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制度初步完善，为一个段落画上句号。
国资委由直接控制权力向控制调整形势转变，放权与监管并重，进入高层次的监管阶段。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持续推进、动态调整、逐步深化的过程。国资委将加强跟踪督导，定期评估授权放权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采取扩大、调整或收回等措施动态调整授权事项和授权范围。对于获得授权但未能规范行权或出现重大问题的企业，国资委将督促企业做出整改，根据情况收回相应的权利，定期对《清单》内容进行更新，不断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资改革直接引领和推动国企改革，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在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按文件坚决落实，如果中央企业这一级担当得起来，中央企业子公司的混改步伐会明显加快，有快速铺开的可能；内部业务板块的整合特别是专业化重组也将进一步提速；所属子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或持续增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加快建立，特别是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说，根据其特殊属性，授权其董事会可根据需要在主业范围外培育发展1-3个新业务领域，这将有助于加快公司投资布局结构调整，更好发挥其在战略新兴产业的探索与引领推动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