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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
中评社╱题：“九二共识”，一中原表——辩证论析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问题 作者：李义虎（北京），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
【摘要】在2035年远景目标已经揭示出国家发展态势的明朗前景，而由此将筑牢“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历史大势的情况下，在两岸关系发展演进中更需要把握好的是两对关系：一是“两岸同属一中”的“强共识”和“九二共识”实际上仍然作为“弱共识”的关系；二是对于作为“弱共识”的“九二共识”，大陆需要把握好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关系。从辩证的意义上讲，“强共识”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而“弱共识”则可以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把“弱共识”发展到“强共识”，是从和平发展转进到（和平）统一的逻辑顺延。而在目前，如果还要维持和平发展，那么保住“弱共识”，也就是保住“九二共识”及其战略模糊，是必要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重要讲话（以下简称“1月2日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做出了新概括，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1〕对这个新概括，大陆学术界不少人称之为“九二共识”的正解，包括本人在内发表文章也作如是说，〔2〕同时它被普遍认为是“九二共识”清晰化的重要表现。本文认为，这个正解或清晰化做法，主要特点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又强调追求国家统一目标。“九二共识”的本来面目确实是两点，“1月2日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的新概括明确揭示了其主体意涵，回归了“九二共识”的历史原貌和初心，在目前两岸关系“更加复杂严峻”的情势下，这样予以强调具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当然，回溯来看，多年前在具备“共同政治基础”，因而能够建立很强政治互信的时候，两岸双方可以在高度默契中只用“九二共识”这个名词作指代性表示，或着重强调一点似乎也没引起什么问题。但现在，以“两点论”对“九二共识”所做的正解，是典型的清晰化做法，清晰化即是去模糊化；但没有战略模糊，“九二共识”的原有功能是否还存在，因为去模糊化有可能带来去功能化的效果。
由此，提出了“九二共识”必须转向战略清晰还是应该仍然保持战略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两岸思想界，包括大陆对台界的思想虽然呈现多元场面，但总体上看比较混乱，去年武统论与和统论就发生了一场较为罕见的争论，武统论的声量甚大，在舆论场上有盖过和统论之势。对“九二共识”的清晰化出现在此一衬景下，包括大陆学界大多数学者对“九二共识”的解读采取清晰化处理，更凸显了二者的突兀对峙态势。因此，在目前的讨论中，本文所要聚焦的“九二共识”的清晰化问题，在本质上还是战略清晰vs战略模糊的问题。本文总体认为，习总书记“1月2日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所做出的新概括，是对“两点论”的清晰化，而非简单排斥战略模糊，它反而是对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辩证把握，蕴含着对台政策演进的深刻含义。有鉴于此，本文建议：对“九二共识”可以采取“一中原表”，即“一个中国，原版表述”的做法，以此合理对待和处理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的问题。既要坚持对“九二共识”“两点论”的清晰化，又可保留一定的指代性模糊空间。
一、“九二共识”的特有功能是保持战略模糊
我们都知道：本来“九二共识”的基本功能是战略模糊。1992年达成之时、2000年起名之时所经历的过程，告诉我们：因为需要战略模糊，才有“九二共识”；没有了战略模糊，“九二共识”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因为它的功能有可能丢失。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无论是出于政治要求还是技术处理的需要，当时它也只能模糊、必须模糊。这是因为：第一，“九二共识”是共识，不是协议。经由1992年10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香港会谈以及其后一系列函电、传真往来，在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这个“共识”的时候，双方幷未签约，没有将所产生“共识”的相关内容协议化、文件化、法律化。虽然按照不久前国台办发言人所讲“‘九二共识’是两岸有关方面授权商谈达成的，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3〕这些“文件和文字记录”包括上面所说的双方的函电往来（更有确认函电），也包括各自的相关记录以及当事负责人的签字。〔4〕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双方在数月间的函电往来具有某种换文的性质（法律上），但却毕竟还不是正式的签署协议或备忘录等。需要讲清楚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共识”的内容有战略清晰的部分，有战略模糊的部分。战略清晰的部分就是前面说过的“两点论”；战略模糊的部分是暂时有歧义、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精神加以对待与处理的地方，它需要双方以高度互信与默契作为保障，这种高度默契是产生战略模糊、而又能够使之在两岸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九二共识”本来就是个“弱共识”，而不是“强共识”。2012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5〕就是论述如何从“弱共识”发展到“强共识”，因为当时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双方具有“共同政治基础”，有较充分的条件去这样做。但实际上，自2016年至今民进党蔡英文执政，始终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方面与民进党当局已经没有“共同政治基础”了，所以连“弱共识”是否能保得住也成问题。
第二，“九二共识”是两个版本相加，不是一个版本。当时的情况是，为能够达成“共识”，大陆海协会提出了5种版本的文字表述，台湾海基会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和3个口头表述，一共8个版本，最后正式形成的“九二共识”便是从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多个版本遴选定案的。〔6〕由是之故，后来国民党方面在解读“九二共识”时衍生出幷一直存在的“一中各表”说法，与此不无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版本之间需要保持“战略模糊”的地方幷不是指双方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述（虽然是口头表达方式），而是限定在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方面，其原文均照录如下——海协会版本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基会版本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这就清楚地表明，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宣示与表述上几乎没有差异，而且对“两点论”也都有自己的明确表述；双方只是在“一个中国的内涵”或“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上“认知各有不同”或“不涉及”。〔7〕因此，在“内涵”上采取的是“不表”，对“原则”（后来也称“核心意涵”）则“要表”，前者即是运用政治智慧处理的“战略模糊”。
从后来的两岸关系发展来看，最重要的是有客观需要，就是这种模糊对双方都有用，在现实中也管用。前面所说的对“内涵”的“不表”在处理方式上实际上就是保留一定灰色地带、暂时脱敏的战略模糊，2000年后以“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作为双方“共同政治基础”的正式表述，则是一种指代性模糊，开始时可以给刚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解套幷能够使用（即可用此代表“一个中国”），之后则成为台湾方面与大陆进行政治互动的基础，它是一种政策宣示方面的战略模糊。
因此，“九二共识”的战略模糊是两个层次的模糊：1992年在“内涵”问题处理上由“不表”所形成的战略模糊和2000年以“九二共识”作为政策代名词的战略模糊。通观从1992年至今的两岸关系历程，“九二共识”不仅是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接触商谈的基础，而且是后来两岸政治互动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正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的几年里两岸双方举行的事务性商谈得以顺利进行，幷曾达成过多个协议，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在后来的两岸互动中，只要（双方）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好，就有发展，就能“春暖花开”；只要（一方——其实仅仅是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坏，就退步，就只会“寒意料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过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之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也正如两岸不少学者指出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通关密码”。而所谓能够好，其实是因为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同时保持了“战略模糊”，是那个“战略模糊”在充分发挥着其调节与整合功能；它不仅说明双方有高度政治互信，而且政治互信可以采取高度默契的形式。但现在，清晰化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映射了两岸关系的现实，由于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幷采取对抗性两岸政策，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深度恶化，是“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双方既没有起码的政治互信，也没有能够进行对话交流的气氛。受此影响，如果对“九二共识”的清晰化趋势再进一步扩大，它是否不再保留战略模糊的功能，甚至也没有必要再留存自己那四个字呢？换言之，乾脆直接使用“一个中国原则”或“两岸一中”就行了，何必去费事呢？
二、“九二共识”清晰化的原因
前面说过，“九二共识”本来的特有功能是战略模糊，但近来之所以被清晰化，是因为出现了原本不曾想到的情况：在台湾那边，无论是民进党方面还是国民党内部都出现了否定和远离“九二共识”“两点论”的趋势，两党的大陆政策都朝着（跟这两点）相反的方向变化。民进党方面不承认一中，拒绝统一选项，根本否定“九二共识”；国民党内除了洪秀柱等人以外基本上不提统一，也不再多提一中了，幷开始出现消解或解构“九二共识”的动向。
（一）民进党方面。“九二共识”在1992年国民党执政时达成，但这个名词的正式提出则是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之际。当时陈水扁就职讲话提出了“四不一没有”，对“九二共识”曾一度松口，但很快在李登辉指使下被时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出面阻止。这之后，陈水扁妄称“不存在九二共识，只存在九二精神”，“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等等，而其推动“法理台独”的言行则更直接否定了“九二共识”。长期以来，民进党内对“九二共识”的立场是普遍不予承认和拒绝接受，甚至对这四个字视如禁区。2016年5月，蔡英文在就职讲话中对“九二共识”采取了兜圈子的闪躲动作，改称“九二历史事实”等措辞，实际上仍拒不承认“九二共识”。〔8〕最过分的是，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蔡英文故意把“九二共识”说成是“一国两制”，严重误导民众和混淆视听，欲藉机将之打入冷宫。2020年5月，蔡再度连任后则对“九二共识”只字不提，继续顽固维持其原有立场。总的来看，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两点都不接受，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对“九二共识”这个词也是一直不认可、也不接受的。不久前，绿营主要媒体《自由时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一个社论，题目为“九二从来无共识，井水河水两不犯”，这颇能说明绿营整体对“九二共识”的态度和立场。〔9〕
至于最近邱太三提出的“建设性模糊”说法虽伴以“春暖花开”等软性话语，但却表露出民进党当局仍然视“九二共识”为他类，幷仍想绕开“九二共识”来进行所谓两岸对话互动。不仅如此，这个“建设性模糊”还提出了自己的预设前提，就是大陆方面不能强加给台湾无法接受的“政治框架”及停止所谓“军事威胁”。照此逻辑，民进党当局不仅继续否认对两岸关系有明确定位的“九二共识”，而且试图把自己的“政治框架”作为进行所谓“有意义的对话”前提，这个“政治框架”实际上仍然是“一边一国论”或“一边一国论”与“两国论”的混搭，根本不可能被大陆方面接受，对启动两岸对话互动也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笔者曾经着文说明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来说，接受“九二共识”本来是其所谓“维持现状”中成本最低、也最简约省事的选择。〔10〕一旦承认与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良性互动，就能“春暖花开”。但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民进党的心幷不在此，幷常常不切实际地想让大陆接受它自己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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