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商会组织认为，这个明显聚焦于单一能力的新军售政策，主要是仅用于因应攻台“开战日/登陆日”(D-Day) 的情境，而其他不符合这个情境的装备功能则将遭到拒绝，其中一些可因应防空识别区(ADIZ)行动，或台湾遭到封锁时所需海军装备，也可能遭拒绝。他们担心这种单一聚焦于“不对称战力”的台湾安全构想，不但没有加速提升台湾的吓阻能力，反而导致政策被误解，并且拖缓整体军售过程。
从2017年开始，美国改变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时断时续、打包出售的模式，恢复常态化、例行化对台军售的程序。在接获台湾的需求信函(LoR)后，通常会启动跨部会谘商，评估需求的实质效益。评估的单位包含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安会、各司令部、美国国会以及相应军种的独立意见。
这两个商会对新政策的不满在于，在前述正常审核程序前，将会再加上一道新的程序，预先处置(preempt)任何经台湾自我评估后所发出的需求信函，即仅由白宫国安会及国务院来决定是否应该售予台湾的装备项目，该两机关成为军售与商售程序的“看门人”。他们认为，这种回归到过去的作法，甚至新增阻碍程序，不利于改善对台军售。
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Hammond-Chambers）称，美国对防卫台湾采取了战略模糊性政策。如果美国不允许台湾获得防御和威慑的全面能力，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军力是否会填补台湾能力缺口。在缺乏战略清晰度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新政策允许北京的规划者聚焦台湾范围更窄的防御立场。这将制造台湾新的弱点，对台湾的自信和实际防御造成巨大损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