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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11月29日电（作者 汪毅夫）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省县市文献委员会茶会上，就台湾史的史料研究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收集资料，刊印资料，这个工作也许比将来修纂工作，格外重要。我这句话并不是对贵会措施不表敬意，我的意思是收集原料、保存原料、发表原料，这个工作比整理编纂地方志或者通志更重要”，“什么缘故呢？因为整理编造将失掉了原意。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也讲过，他说：史家有谓宋史于二十四史中乃最坏者，我却认为宋史在二十四史当中，价值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保有的史料最多，编纂、整理、删除的材料少”，新唐书“其史料价值也比不上旧唐书，就是因为旧唐书原料丰富，现在七个文献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替台湾保存历史，替台湾保存史料。原料保存的多，则愈有价值。史料如经过编造，往往以主观见解，把有价值的原料去掉”，“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如其都去编纂方志，不如继续发表史料。”胡适举例说：“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经过如何？也有不能不讨论的问题。但讨论这个问题，要避免有主观见解，能够顾到客观环境，关于二二八事变的事情，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总要尽量保存这个史料，并发表其可发表之资料，以留真相。这是我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原料之重要的因素”。
胡适的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台湾省“编纂和印行省、县、市志稿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不大赞成的意见”和“建设性批判的意见”，并被归结为“他不赞成的是急于编志，他不赞成的是草率从事”。实际上，除了不赞成急于编志和草率从事，胡适在兹念兹的是“替台湾保存历史，替台湾保存史料”。以台南市为例，据台南市文献委员会首任委员之一的黄天横回忆：台南市本有以收集台南史料为旨的、成立于1951年4月1日的台南市史料编纂委员会。“1951年6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纯青大力推行台湾各地全面修志、设立各县市文献委员会活动，以期地方县市耆老参与协助台湾省通志的修志工作；同年7月1日，台南市史料编纂委员会遂改组为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仍隶教育科，是台湾各县市中最早成立的文献委员会”。在我看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应该相当于清代设立的台湾通志局，上承的应该是“大搜史料”的学术传统，如台湾进士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十七年辛卯”（1891）条下记：“设台湾通志局，大搜史料”。台湾通志局“大搜史料”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工作，在日据台湾时期的50年里被迫中断，后起的台湾文献委员会当以“大搜史料”为首要和长期的任务。所幸者，胡适作为大师级的学者，他正当的学术意见毕竟有所影响。数十年来，台湾省各级文献委员会持续不断地编辑出版文献史料专刊，“收集原料，保存原料，发表原料”。厦门大学校友黄典权教授也是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的首批委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和主持的《台南文献》（创刊于1951年10月24日），“大致设定以明郑及清代为研究的立题”，收罗了许多明郑和清代时期的台湾史料。据黄天横回忆，黄典权的编辑创意是：“明清时代的文物，正是台南的特产“。
附带言之，1987—1997年的10年里，我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经常借阅台湾省各级、各地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献史料专刊，受益良多。我清楚地看到，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绿营、有的在蓝营，他们数十年推动的“去中国化”已经结成恶果。有鉴于此，讲正确的台湾史观，讲正确的台湾史知识，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还当为两岸做事，还想重读黄典权教授当年主持的《台南文献》之类的台湾文献史料专刊。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