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存在之理”
依牟宗三的看法，在《孟子》以及《中庸》、《易传》中，先秦儒家所谈的道体、性体是属于前者，是“即存有即活动”的动态的“存在之理”；伊川与朱子所说的道体、性体则是属于后者，是“只存在而不活动”的静态的“存在之理”。换句话说，伊川与朱子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新见解。于是，牟宗三将伊川到朱子之系统，从“正宗儒家”、“宋明儒家之大宗”中排除，并视之为是正统儒家思想的歧出。
牟宗三认为：这两者的差别，在于他们究竟是透过何种“工夫论”来掌握“存在之理”的。《孟子》、《中庸》、《易传》的传统儒家，采用“反身”的方法，追溯自己的本性（理），而来体证作为本体的“存在之理”。牟宗三称之为“逆觉之路”。相对的，伊川、朱子却是根据《大学》，采用“格物穷理”的方法，认为心外的万事万物各具有“理”，必须一件一件地认知各个外在事物之“理”，最后才能获得惟一、超越而绝对的“存在之理”，以贯串个别之理。这样的方法，牟先生称作为“顺取之路”。
太极作为“存在之理”的性体或道体，本来具有创造道德或创生万物之作用，它必须透过“逆觉体证”才能完全掌握。然而伊川、朱子却采取“格物穷理”的认知方式，要求最后的“豁然贯通”，将“知识问题”与“道德问题”混杂，便得“即存有即活动”的动态的“存在之理”。
3、牟宗三的偏误
藉由“顺取之路”虽然能够建构出“横摄系统”的客观知识，但是却背离了儒家正统的“逆觉体证”，跟王阳明“心学”的“纵贯系统”并不相同。所以他认为宋明理学中陆王一系是儒家的正统，程朱一系只能说是“别子为宗”。
在《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一书中，牟宗三（2003）以“西哲化中哲”的方式，从各种不同的面向，讨论“实现之理与形成之性的区别”（页107-118），最后他说：
以上所说，暂综结如下：宋儒所讲道德性的天理、实理，当通到寂感真几时，我们即名曰宇宙“实现之理”；而凡顺定义一路所讲的理，不管对这理是如何讲法，是唯名论的，还是唯实论的，是经验的、描述的，还是先天的、预定的，我们总名之曰逻辑的“形构之理”。（页114）
“实现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又名“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它跟“形构之理”（principle of formation）之间的区分，对于瞭解中、西文明的差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在此细加析论。本书将中、西文化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国的文化系统源自于《易》经，西方文化系统源自于《圣经》和希腊神话，这两种文化系统各有其“存在之理”与“形构之理”。牟氏说：宋明理学是一种“存在之理”，这是正确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没有“形构之理”。
“中西会通四圣谛”书系的第一部《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很清楚地指出：道家解释《易》经，早已发展出一种李约瑟所谓“有机论”的科学（organic science），跟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机械论”科学（mechanic science）并不相同。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不相干的议题，然而，牟宗三在他的大论述中没有正视中、西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异，结果却可能使港台新儒家蒙受无法继续扩展之“苦”。
4、刘述先说“理”
另外一位“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1934-2016）在《朱子哲学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朱熹一生治学的历程（刘述先，1982）。该书指出：朱子求学，从“未发工夫”入手，在“中和万说”阶段，经“己丑之悟”有了新的体会，而作“中和新说”。朱子先完成〈已发未发说〉一文，再修改成一篇精要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朱子说：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徳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己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荘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黙识。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辩，极于详审，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文集卷六十四)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朱子的呕心沥血之作。然而，朱子一生治学所要彰显的儒家精神究竟是什么？它对现代华人又有什么意义？刘述先受到西方哲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影响，认为人必然会有某种终极的关怀（ultimate concern），他因此而对宋儒所提的“理一分殊”重新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在他看来，超越的“理一”，是贯通古今中外的，但它的表现则依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能抹煞“分殊”层面的差异。譬如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陆王、以及当代新儒家，他们思想学说的建构与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均不相同，但都归本于仁义，并注重对生生不已的天道和悲悯恻隐之仁心的体证。
5、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以及“中西会通”的问题上，他藉助《庄子·齐物论》上的说法“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将超越的“理一”和现实的“分殊”视为“两行”，认为“两行之理”是儒、释、道的共法。西方哲学在“解除神话”（demythologization）之后，应当也可以用“理一分殊”来加以理解，这样就可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解决中西会通的问题（姚才刚，2014）。
这个观点跟本书的立场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儒、释、道“一行”谈的是“存在之理”；科学哲学演化系谱的另外“一行”则是在析论“形构之理”，两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来加以理解，作为其“终极关怀”的“理”并不相同。这“两行”分别代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要谈“中西会通”，必须弄清楚这两个“文化系统”的形貌特色，不可将两种混为一谈。
五、结论：中西会通四圣谛
1992年2月，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举办的“文化反思研讨会”上，余英时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在论及“知识分子与文化边缘化”时，他说：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他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其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务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态，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破解这“双重边缘化”的困境呢？。从2019年春节过后新冠疫情的闭关期间，我回顾过去将近半世纪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心得，撰写“中西会通四圣谛”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于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书系的第一本书，题为《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该书前半部的析论指出：牟宗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刻意对康德知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统的扭曲。这种“系统性的偏误”很可能使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理解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并使港台新儒家的发展承受难以为继之“苦”。后半部则“对症下药”，介绍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
这本《牟宗三的科学观》是“中西会通四圣谛：苦、集、灭、道”书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将重新组织并改写第四版的《社会科学的理路》，每一章后面添加一节“文化反思”，说明该章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中的应用。这是“集”，希望能够汇集西方科学哲学之精华，为华人学术社群所用。
2021年8月1日，最早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双重边缘化”的史学泰斗余英时在睡梦中辞世。他逝世之后，海内外一片哀悼之声，大陆学术界称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跟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龚忠武，却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他是“买办学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丝”，收藏了他的许多著作，当时觉得奇怪，一个真正的史学泰斗，身后怎么会有如此两极化的评价？因此回头仔细看他的著作，才发现余氏其实是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派”，著作中潜藏的问题确实十分严重，所以陆续在香港《亚洲周刊》和《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的研究取向，将来准备出一本书，题为《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作为本书系第三部之一。希望华人学术界中“自我殖民”的阴魂能够因此现身，而得以“灭”渡之。
第四部包含两本书，一本是《玄奘与荣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学的科学诠释》。这是我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依照我所发展的知识论策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Hwang,2019)，希望回应费孝通反思“五四意识形态”后所提出的“大哉问”，以便走出本土社会科学之“道”。
参考文献
（1）牟宗三（1968）：《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
（2）牟宗三（1968）：《心体与性体（二）》。台北：正中书局。
（3）牟宗三（1969）：《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
（4）牟宗三（1982）：〈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页1-12。
（5）牟宗三（1988）：《历史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6）余英时（1975）：〈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历史与思想》，页1-46。
（7）姚才刚（2014）：〈“理一分殊”与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刘述先先生对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哲学省思〉。《鹅湖月刊》。第469期，页4 - 10。
（8）林毓生（1983）：〈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思想与人物》，页139-196。台北：联经出版。
（9）周飞舟（2017）：〈“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37(4)，143-187。
（10）黄光国（2018）：《内圣与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与开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11）费孝通（1948）：《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
（12）刘述先（1982）：《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3）Hwang, K. K. (2019).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9(2), 67.
（14）Kwok, D. W. Y.（郭颖颐）（1965/1987）.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5月号，总第2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