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防范化解金融全球风险的诸维度分析——透过双循环格局下的总体安全观 作者：张屹（北京），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组部主管
【摘要】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随着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防范化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风险的渗透，中国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用“硬实力”和“巧实力”来对冲化解美元霸权的多重威胁。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金融视角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
总体安全观既要求统筹协调公共治理与经济生活，也要求在经济生活的具体领域完善机制架构，梳理好平稳转型的路径。当前实体经济“去杠杆”总体上大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性和脆弱性，这要求政府在实施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企业、行业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也要考虑到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产生的冲击力。①
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外部金融冲击等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宏观机制一般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羊群效应带来的恐慌情绪；二是银行间资产互持与相互关联；三是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同质性（这取决于市场趋利本性）；四是金融顺周期性与周旋效应；五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曰全球化效应。②上述五个方面的宏观机制共同导致了全球性金融风险的共振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动。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虽然会引起社会转型，但是会激起对竞争的抵制。人类的一种本能会促使我们与他人竞争，另一种本能则阻止这种竞争。比如由群体制裁实施的限制性规则，某些准入措施，虽然有时这些举措有益于公共安全，然而往往幷非如此。③新的思想的竞争，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都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损害”，比如那些资产与旧产业结合的人，那些手中资源不具有流动性的人。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的政策维度
1.监管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
作为金融体系清道夫的资产管理公司，包括中国长城资产、中国信达资产、中国华融资产、中国东方资产等公司，在企业纾困与提升资产价值等方面，引入产业投资，推动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推动线上线下同时拍卖不良资产，加快了资产处置效率。国际疫情形势的严峻以及所导致的经济倒退延长了资产处置周期和流程，推动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不仅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也存在严峻考验，不良信贷比例持续温和升温，打压不下。近几年内，银保监会连续发文要求银行业关注不良贷款，幷做到加强信用风险前瞻管理，对不良信贷加大处置力度，利用市场机制有序进行债务重组，积极盘活不良资产；积极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建立与业务规模、风险结构相匹配的风控机制。
2.提振国内消费水平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再论财政杠杆
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在国内。人民币国际化不应是投机交易主导的短期爆发过程，也不能由离岸市场、周边市场的金融炒作所阻挡。它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是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国际贸易深化发展的过程，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金融去杠杆”幷将其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18年再提“结构性去杠杆”幷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学者认为，快速去杠杆将导致非金融企业资金流动性不足，从而引发企业衰退甚至破产，致使实体经济衰退，进而反作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加剧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
2015年国际外汇市场显现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同年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金融风险形势凸显。习近平总书记谈及防范金融风险时，提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说明》谈到：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④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球应对与地区反制
1. 美国刺激经济转移通胀负面成本
美国拜登政府此轮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失业率、提振经济的同时，也让美国社会掉入了死循环，政府支出的副产品是挤出效应，潜伏着下一轮经济危机，更为悲观的是，量化宽松幷未如期带来消费增长，而是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储蓄率提升，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将债务货币化，本意是将刺激出的积极效果留在美国国内，让全球社会来承担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成本，美元信誉与美元霸权从而必然是饮鸩止渴，自我削弱。全球结构性通胀的长期存在，已经给全球社会和国际金融安全加大了风险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凸显。这对中国如何通过双循环格局抵制美元冲击力带来的溢出效应，带来了挑战，在双循环战略的宏观架构下，美元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国内经济仍存惯性冲击力，微观层面仍存局部金融风险。
美元作为全球霸权主义政治工具与财富分配的话语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拒绝使用美元支付，进而摆脱美元-能源-商品-服务-美元的循环模式，美元向全世界输出通胀的同时，储备和使用美元的国家、企业、个人都随时面临连带风险。
制度型的开放意味着要积极对接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从而必然要对接与贸易往来如影随形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向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国能够被绝大多数经济体所共同接受、认可的规则和方向看齐，同时还要以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对冲反向的金融冲击力。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规模更大，对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更高需求，从而对相应匹配的人民币汇率稳固具有更高期待，这也符合国际社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期盼。今天中国大力推动国际自贸区建设，既需要贸易、投资的结合，也需要金融、海关的配套管理。自贸区建设从以往的在岸业务向在岸、离岸业务功能同步发展发生了转变，这对于离岸人民币的金融稳定性要求也就产生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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