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大变局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 作者：杨晖（北京），法学博士／副教授、外交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朱建琴（北京），法学硕士、普华永道助理审计
【摘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备受世界瞩目。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波动、社会治理的问题和全球性的疫情，使其金融中心的地位遭到质疑和担忧。根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历史梳理、当前变量和自身特点的分析，本文认为香港特区有着本身不可取代的优势以及来自内地的强力支持，正稳步按照“一国两制”的逻辑，从一个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向国家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只要处理好这一转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不会动摇，而且还会有质的提升。
一、问题提出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向，相互的贸易摩擦和制裁手段，使得处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首当其冲，在自由贸易、关税豁免、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都增添了变数；而香港在经历了“占中”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修例”风波更是使香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掺杂着敌对势力的影响，冲击着香港的社会环境；大国关系的周期性、阶段性变化也影响着国际金融对香港的信心。概括来说，政治环境、社会治理和突发性危机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会将如何？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以比较分析来评估这些变数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和冲击，是否到了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程度；其次，从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来看，归纳是什么成就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之后通过要素权衡，作出香港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条件和发展趋势的论断。
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中心可被定义为跨国界或地区范围内发挥金融资源聚集或辐射功能（即金融资源聚集以后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中心城市①。按照影响范围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为三类：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任何能够促成国际性金融中介活动，使其发挥金融聚集或辐射功能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公认的金融中介渠道有三种，即银行、债券及股票。而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确保这三种中介渠道均有能力吸引外地储蓄和机构前来投资或在港集资。
从国际环境变化看，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②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2019年起到2023年的几年时间内，香港的整体排名出现下行性的波动（见表1），得分③下滑明显（见表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使得批评人士进一步质疑香港的命运，大多数业界分析师将此视为香港全球经济和金融地位终结的开始，幷预测香港会与内地金融中心趋同。另外《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使得外资心存疑虑，随着外国资本和市场机构撤离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联系功能将逐渐减弱④。
［表1］
［表2］
从国内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了近13%的份额，到2019年对中国GDP的贡献仅为2.6%⑤。这样看来，香港的经济地位似乎在下降，尤其是在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竞相争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地位之后，香港似乎已成为可被内地随时替换的资源。雪上加霜的是，从“占中风波”到“修例事件”，反复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活动撕裂和撼动着香港社会。当挑战了国家对香港主权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香港民生经济遭到重创，旅游业收入大幅下降，恒生指数暴跌，加上暴力袭击者打砸建筑设施、阻碍交通，导致金融机构业务中断，各界对香港产生信心危机，引起部分人才和资本的外流。因此，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动摇的辩论变得愈加激烈。
为此，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金融重新平稳发展。CDS⑥同样维持在低风险水平，其数值为48⑦。由此可见，虽然香港经济正在遭受各种因素的冲击，但其金融业仍具较强韧性，基本呈现出正常发展态势。也就是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要素仍显现固有的、坚韧的作用。
《香港国安法》虽然已经使得香港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但国际社会依旧担忧香港能否回到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近年已经有迹象表明，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新加坡，正在从滑落至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第七位的香港身上获益⑧。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影响，仅从近期数据评判过于片面，需要总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固有因素幷结合《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变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作长期判断。
上述的变化表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性质、地位和趋势，正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地区化、区域化、世界性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国家属性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较以前所不同的是，这种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国家安全的义务，也有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这种变化不仅仅只是国家主权体现，也是先前开放、不设防的香港自我防护、应对外来政治、经济投机的需要。不难看出，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正力图使香港从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个国家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谓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是相对香港特殊的历史而言，也就是说主权回归后，主权的行使（《香港国安法》颁布）能否恢复香港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长期影响如何？《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应重建还是努力维持香港原先的金融结构和生态？在这一过渡时期，如何完全赢回各方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实现香港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变？
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成就，是各种因素能在香港和谐幷行的结果。不仅是代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这样简单。香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要地，也是瞭解西方的绝佳窗口，国际化的司法制度更是让西方愿意与中国交流和合作的一大重要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由于此后20年中国经济崛起，使它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⑨。2008年香港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中心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城市之一，幷与伦敦、纽约幷称为“纽伦港”，足以想见其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且每年定期发布有关经济竞争力报告的两个主要机构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⑩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在IMD2020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2020年》中香港排名跌落第五，而2017年香港是排名世界第一，之后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自香港参与IMD评估以来排名一直维持在全球前十⑪，这与其作为全球领先的银行和金融中心，实施简单易行和较低的税收，以及不限制资本流动来鼓励创新等举措密切相关。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香港排名世界第三，比2018年上升一位。在十二个评分标准中，香港的金融体系（91.4）、产品市场（94）和宏观经济稳定性（100）排名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咨询及通讯科技应用排名第三，制度排名全球第五，这显示了香港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⑫。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香港能够发展为国际性金融中心，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和表现，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营商环境便利指数和互联互通指数，是体现香港经济对外竞争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自由度主要体现在香港自由港的独特地位，以资本、资讯、金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主要内容。而香港的简单税制、低税率、廉洁政府、法制和司法独立、基础设施、员工生产力等均显示出香港的营商环境便利性。香港通过跨境的各类经济要素大量流动，建构了互联互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则反映出香港经济十分国际化。由此，香港竞争力的具体内容体现在：经济的国际化与跨国网络、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商业文明规范。
也就是说，香港巨大且成熟的市场环境、监管制度与法制体系、自由开放的金融政策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是使其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包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时差优势，世界金融业的扩展和银行业的全球化，中国的腾飞对香港的促进作用。相较而言，外因是使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而内因则是决定性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内外因的制度保障：尤其以完备的法治环境、高度自由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便利自由的信息和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环境、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优势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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