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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中评社 崔银珍摄) |
对于东北亚多边安保机制构建的局限性,淑明女子大学教授洪圭德指出,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于在此地区构建东北亚区域共同体的本质性,正在经历着困难。所以对于促进多方会谈,需要持政治领导力,将重点放在可视化和持续可能的目标上。以今年韩朝在DMZ区域撤出兵力部署为例,预测此举将会对连接六国的铁路计划以及信赖机制的构建起到推进作用。东北亚多边合作在朝鲜为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是很难达成的。所以就像在之前的讨论中提及的那样,将朝鲜与世界连接是我们大家非常重要的目标。虽然期间我们没有成功过,但现在正是重新开始的时候。虽然制约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但以人道主义以及民间安保的相关问题对话为开始,恢复与朝鲜的信赖关系,有必要以此来促进朝鲜对于无核化的努力。
日本广岛和平研究所所长Kikkawa Gen说,东亚地区根本不存在多边主义制度,这句话是不为过的。军事超级大国更加倾向于双边主义。也就是说,决策时,不愿根据协商来决定。他说,美国只追求双方对话,中国政府反对多边主义,日本对多边主义(军事连带系统)根本就没有关心。为了多边主义的达成,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针对双方多边主义的共识,达成政府间的协议;第二,需要制度化;第三,最重要的是,就像洪教授所说,需要政治领导力。欧洲,特别是德国发挥了发起多边主义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相反,除了韩国以外,亚洲再无为此努力的政府。为了促进共同的和平繁荣,政府强有力的指导和倡议是必要的。通过此举,能在亚洲促进多边主义的框架。
在讨论区域安保的第二场论坛上,OSCE事务局对外协议官König Marietta表示,对话的途径需要政府之间的交流包括信息的取舍以及军事协议的内容。只有以此来构建信赖机制,方能减少军事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误解。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对话形成的“可预测性”以及由此派生的“信赖机制的构建”。特别在受到核威胁时,信赖机制的构建措施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必要建立信赖机制,军事安定和可预测性可以通过军事透明性来图谋和平,这在之前我们是有所展现的。为了国家以及国际安定,应该需要为了互惠的可预测性而努力。而且利害当事者们需要具有和解以及在利害措施上可以促进信赖机制构建的力量。信赖机制构建的相关框架需要调整,在没有前提条件下,能够达成专家以及领导人层面的军事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Vennesson Pascal说,欧洲的局势的缓解(低荡détente)也适用于东北亚区域。特别是欧洲地区的局势缓解是最早发动‘途径’的原动力。若是没有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1962年的古巴核危机,这样的途径果真会开始与否,这是个疑问。而且从欧洲局势缓解的途径来看,首先苏联发生了政治变化,这形成了核心原动力,促使了军事信赖措施的达成。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团队也不知道这种途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持临机应变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也一样,虽然对于东北亚的和平以及安保持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非常的难感,但需要承认的是,需要对此做好“临机应变”。
前驻美越南大使Le Van Bang说,就最近而言,典型的应属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他们过去是敌对的,而现在却是伙伴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例。为了达到这个阶段,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以及投资。虽然两国间的外交正常化有所提及,但一直到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初期,对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围绕越南,苏中美的国家矛盾也是形成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美越关系在美军遗骸返送以后得到了正常化,但在最初,针对相关的对话美国一直吃否定的态度,所以越南邀请了NGO以及退役军人。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心,起到了促进邦交正常化的催化剂作用。为了在越南发掘美军遗骸,说服越南国民也需要了很长的时间。所以经验是,两国即使想快速地恢复邦交正常化,但围绕着国家以及周边地区的条件以及状况,战争症候群很可能会是正常化努力的障碍。虽然MIA以及POW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利害那么重要,但是是人道主义热点,所以两国间合作的讨论是比较容易的。有必要参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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